CEO声誉、内部控制与商业信用融资关系的实证

文章采用2011-2013年沪深两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CEO声誉、内部控制与商业信用融资的关系.结果发现,CEO声誉越高,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越强,即良好的CEO声誉有利于企业获得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检验发现,相比非发达地区,发达地区CEO声誉更有利于企业获取商业信用融资;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CEO声誉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越小,即内部控制质量在CEO声誉影响商业信用融资中起着负向调节效应.但随着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与完善,CEO声誉的信号传递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会被内部控制有效性替代.     

专家参与还是公众参与? ——对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评估主体的一项经验研究

本研究借鉴新治理理论和公民参与相关理论,从实践出发反思评估主体形成过程及各问责主体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笔者所参与的H市社会服务评估经验,比较专家参与与公众参与的动力、渠道及规则或相关约束、效用等方面的差异,来研究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评估主体.首先,从专家参与评估机制来看,分析专家身份获得、立场、个人与工作价值宣称与利益关联等.其次,将公众参与区分为有组织的公众参与与无组织的公众参与.本文认为公众参与的难题在于公众意见的差异性和公众责任扩散性.再次,从参与程度高低将专家和公众共同参与评估分为四种理想类型.最后,政府选择哪一种参与类型,需要考虑评估所处的社会服务发展水平、问责所需的专业知识水平、公众的认可度及接受度等情况.如果要超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治理工具的局限性,积极的专家参与与公众参与对促进社会服务发展乃至公民治理都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土地规划管理制度创新研究

在我国推进城镇化、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土地规划管理制度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现行的土地规划管理制度存在规划管制的单方垄断性、规划管制手段的非市场性、规划自由裁量权的低约束性和规划管制的被动性等问题,已不适应新型城镇化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土地规划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必须坚持集约节约用地原则、科学规划原则、法治原则和激励原则,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公权力与私权利、土地利用规划与环境保护规划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建立弹性规划管理模式,实行规划协商管制制度,建立不同规划区域的利益补偿机制以及市场与政府配置土地资源的协作机制等途径,实现规划管理制度的现代转型。     

公众检举法对低保制度运行提升的研究分析

目前,我国以低保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救助制度的运行,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原有制度的矛盾开始凸显,效率降低,本文试图从古代的救助制度入手,引入公众检举法,以提高低保制度的运行效率.     

基于"议程设置"的研究生思政微信公众号建设探析

思政微信公众号建设,是新媒体时代高校传播思想、文化、信息的重要途径,也是传播正能量,引领新思潮,弘扬主旋律的重要举措.新形势下,以"议程设置"理论为指导,大力开展研究生思政微信公众号建设,可以有效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公众参与的困境分析

公众参与是社会良治的基础,并在社会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众参与作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必要环节,直接影响着评估质量。通过研究表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公众参与存在以下困境:公众参与缺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的刚性规定、社会公众与政府官员对公众参与的内在性需求低、社会组织与第三方评估组织参与评估的权力有限、公众参与渠道有限与参与方式陈旧影响参与效果。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在推动立法工作、提高公众参与意识、规范管理第三方评估机构、创新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方面加大管理力度,以实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公众有效参与。     

券商声誉、制度环境与 IPO 公司盈余管理

基于成熟资本市场的研究表明,高声誉券商会抑制 IPO 公司的盈余管理． 本文以 2001 － 2011 年处于中国制度环境下的 IPO 公司为样本,重新考察了券商声誉与 IPO 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券商声誉越高,其所承销 IPO 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也就越高,但券商声誉与 IPO 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只有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差的地区才显著． 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高声誉券商纵容或协助 IPO 公司盈余管理的重要动因在于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 尽管高声誉券商确实能够降低 IPO 公司的抑价率,但这是通过提高 IPO 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途径来实现的． 本文的结论表明,要使我国资本市场中的券商声誉机制发挥作用,还需要大力提高券商机会主义行为所面临的法律风险．     

声誉资源和关系资源对突破式创新影响关系

突破式创新能为企业带来超额的未来收益,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引擎。作为一种资源密集型活动,突破式创新需要大量营销资源作为保障,有学者证实了营销资源能促进突破式创新,也有学者却发现具有很强营销资源的企业倾向于回避突破式创新。针对营销资源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已有研究尚没有得到统一结论,需要进一步梳理两者关系。 以注意力基础观为视角,探讨声誉资源和关系资源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并考察企业社会认知能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和天津的制造企业进行调研,获得231份有效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声誉资源和关系资源对突破式创新均具有负向影响;愿景领导和柔性组织弱化声誉资源对突破式创新的负向影响,远程搜索对声誉资源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并不显著;愿景领导和远程搜索弱化了关系资源对突破式创新的负向影响,柔性组织对关系资源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进一步明晰了营销资源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拓展了营销资源在注意力基础观中的应用,为突破式创新研究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注意力基础观分析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什么一些拥有优质资源的企业具备较强的突破式创新能力,而另一些企业却不具备,从社会过程视角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利益博弈与法制完善

完善的公众参与对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良性发展意义重大。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公众参与囚徒困境的原因在于政府权威型治理下的逻辑悖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上的权力缺失,以及私人部门引入公众参与的内生动力不足。对此,从利益博弈的角度出发,应推动环境治理向公共治理模式转型,建立公众参与环境利益分配制衡机制的基本框架,同时通过具体制度的设置引导公众、政府、私人部门的利益选择,真正实现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的公共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