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的公共性及其证成

不存在私人信念,信念在本质上是公共的,它已经隐含相应的行动中所包含的事件之间的解释关系。能动者不可能获得孤立的信念,获得一个信念需要获有为共同体所共享的信念整体。这意味着能动者的信念亦能为他者所理解和接受,并在公共的维度中得到证成。证成信念的起点是可被观察的行为和断言,戴维森和布兰顿的相关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证成信念的解释进路和推论主义进路。最后以“摩尔悖论”为例,探究了“信念本质上是公共的”这一观点的一个运用。     

公共理性与政治共识———罗尔斯对康德及霍布斯观点的继承与改造

公共理性通常被构想为一种有助于促成或维持政治共识的理念。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乐观地估计了理性自由运用与政治共识之间的关联。罗尔斯拒斥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转而采纳霍布斯式的构想,将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机制以维持某种政治关系。但也因此,罗尔斯必须在不诉诸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理性提供新的规范性基础,以弥补霍布斯式公共理性的伦理缺陷。结果,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既无法解决根本的价值冲突,亦无法在具体公共政策上促成实际的共识;其功能在于维护由作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那些政治价值所界定的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使公民相互确信在这种关系中达成政治共识的道德可欲性和实践可能性。     

历史、现实、重塑、整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中的村规民约研究

乡村治理是一个多元竞演的场域,村规民约因其自身的乡土优势,自古就是重要的乡土竞演规则。随着国家政权和政策的演变,这套乡土秩序规则历经了辉煌、式微、转型三个阶段,当前重新活跃在广大乡村。作为一种村民自决产生、沿袭传统道德、发挥"法律"约束的文本,其与当前建构集自治、德治、法治于一体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不谋而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应该发挥村规民约的重要作用。但当前由于制定程序缺乏民主、乡村共同体消解、乡土逻辑与法治逻辑缺乏调适导致村规民约难以发挥其在促进乡村自治、德治、法治上的作用。建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应完善村规民约制定的民主程序、重构乡村公共意识、调适乡土逻辑与法治逻辑。     

遏制“公地悲剧”与重建小城镇问题与对策

小城镇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移民的主要承载地。山区小城镇已经初具规模,但没有规划、无序建设,其人居环境不断恶化。现有小城镇中的道路凌乱、河道堵塞及污染是典型的"公地悲剧"的产物,公共建设使用呈现反向"公地悲剧"现象。为促进社会转型,提升小城镇的承载力,必须对现有小城镇进行改建、扩建,破除"公地悲剧"难题。为此,需从散居农民变身城镇公共人、组建适合小城镇发展的管理机构、小城镇规划预留公共用地建设公共设施、共同承担公共义务、修建管护公共设施、提倡公共文化锻造培育公共精神几方面重建小城镇。     

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及其方法论启示

阿马蒂亚·森摆脱贫困研究的传统供求模式,基于实证研究,提出了关于贫困的权利理论,指出贫困并不仅仅指收入不足,而是权利的失败所导致的。森在《贫困与饥荒》中使用权利方法对饥饿和贫困问题进行研究。但是,权利方法依然是经济领域内的考察。森进一步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伦理发展观,从人们实际享有的自由出发,以"可行能力"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综合性评价标准,关注底层人民的利益。森的贫困理论开启了对贫困问题研究的多维视角,对于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宁波公共就业服务质量改善机制构建

向3000名宁波劳动者发放问卷对宁波公共就业服务质量进行调查,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处理调查数据后发现,劳动者对宁波公共就业服务质量的总体评价是"中等".根据服务质量差距模型构建出宁波公共就业服务质量改善机制.为了提升宁波公共就业服务质量,宁波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正确理解劳动者对宁波公共就业服务质量的期望,正确选择公共就业服务设计和制定公共就业服务质量标准,确保按照公共就业服务质量标准提供服务,保证政府公共就业服务传递与承诺相一致.     

公民参与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公民参与俨然已成为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但是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水平仍然较低,存在着诸如公民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能力低下,缺乏相应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提高公民在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参与水平变得不可或缺。     

城市公共文化服务“馆团”模式:运行机制及其效度——基于武汉市江汉区的调查与思考

为了提高武汉市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江汉区文化馆与本辖区内的民间艺术团体进行有机合作,为辖区内的民间艺术团体提供基础性与制度性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民间艺术团体在享受区文化馆提供的免费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同时,积极地释放"文化能量",成为公共文化产品落实的嫁接者,从而使得群众享受到更丰盛的公共文化成果。笔者试图把这一新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概括为"馆团模式"。这一模式使政府摆脱了单一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者的角色,吸纳民间艺术团体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中,形成多重供给主体的新供给模式。但是这一模式过度地将公共文化资源向馆团团队倾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乃至排斥了其他团队的进入,从而损害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性、均等性原则的贯彻和施行。同时由于团队成员平均年龄偏大,导致其释放"文化能量"的有限性,而且在调动民众参与公共文化生活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上也有较大的局限,这些问题文化馆在改善其公共文化服务中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社会治理与“伦理偏好”

<正>在英雄的短缺时代,很容易出现"泛英雄"行为。人们的伦理情结会把许多事情英雄化、价值化,动不动往崇高上靠,伦理偏好、渲染偏好、煽情偏好,浸润着公共生活。问题在于,伦理偏好是法治精神的天敌。它不仅导致人治盛行,伪道德大行其道,还使社会治理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