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利益与公共利益批判

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矛盾的求解由来已久,在长期的历史中,这一矛盾被转化为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或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问题。黑格尔希望以理性国家来升华市民社会,卢梭寄希望于个人的心灵默契,哈贝马斯等吁求在公共领域中对公共权力进行批判和监督,马克思则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个体感性存在与类存在之间的矛盾,需要实现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双重超越,达致自由人的联合体。在今日中国,我们应该以马克思的理想为旨归展开公共性批判,尽可能地达致普遍利益的实现。     

"公开发表":一个现代学术神话——兼论课题制下的学术异化

学术是文明之灵魂、文化之根基.与高度私利化的经济不同,学术始终以教化天下、利益众生为己任,以公共性、超越性、人文性为特质,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政府公共性的流失与条件依存

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政治共同体。但政府不仅是公共组织,也是理性经济人和代理人,它有追求自身利益、自我膨胀的倾向,这种倾向则导致政府公共性的流失。政府的公共性需要在反思中,在对与政府共同体目标一致的政府自利性的制度激励中,在对与政府共同体目标相反的政府机构及官僚的自利性的规制中实现。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整合

米尔斯将社会问题界定为"公众论题"而非"个人困扰"的观点已经被社会学界广泛接受,它也是社会问题"公共性"的重要根据,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则表现为其突出的"群体抗争"和"团体诉求"的特点。"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研究了社会问题从产生、发展到解决的过程,它将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在"公共性"的共同本质下实现了二者的联接和整合。     

公共性问题的哲学前提批判

对公共性进行哲学意义上的前提批判是对公共性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它保证了问题研究的彻底性。前提批判的主旨就是在现象学的意义上直接给出公共性的原初要素,缺少原初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公共性就不可能发生。就公共性之原初的逻辑结构说,有三个要素乃是必要性的条件:公共活动、公共理性和公共价值。公共活动构成公共性的社会基础;公共理性是公共性得以发生的主体性条件;公共价值是公共性的本质。优先探讨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尽管是预备性的工作但却是极为重要的工作。     

言辞、文化然后道成肉身——文学与公共性的悖论

文学与公共性话题,作为时代的症状.反应为公共的身份焦虑在文学空间的投射.从而混淆时代性与公共性、文学空间与公共空间、现实确认与文学反讽的界限.就表征形式而言,文学与公共性存在着刻意的刺离,但其内在的关联在于,整体意义上的文学与古典政治学的向度并无多大差异,表现为对永恒、价值以及真理的追问与追求.     

从庙会到会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性运作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本身置于民众的生活之中,具有"公共性"特征。庙会和非遗会展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交易平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形成时间上讲,庙会多数有着上百年的历史,甚至有的上千年,而有关非遗的会展是2000年以后新出现的事物,历时较短。从形成方式上讲,庙会是民间自发形成,会展是政府主导形成。尽管两者存在不同,在运作方式上有较大的差异,但目标实质是一致的,即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需要注意的是,现代庙会和会展在展示和交易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时,要立足于传统,但又不能完全囿于传统,必须结合时代的新要求,让"创意"和传统结合,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勃然生机。     

论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及其道德底线

自媒体传播作为迅速发展的新兴媒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独特的舆论功能,有力地提供了现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与完善.然而,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价值在现实中面临多重困境,需要为之设定相应的伦理立场与道德底线.自媒体传播应坚持何种伦理立场?人们通过自媒体传播参与社会舆论应坚守什么样的道德底线?又该如何控制和评价自媒体传播的道德底线?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关乎自媒体传播空间能否健康有序发展的全局性课题.探究并坚守自媒体传播的道德底线,以最大化地实现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价值,当成为繁荣发展中国互联网文化的全民共识.     

后现代话语中的行政公共性

后现代公共行政以反叛和解构为其旨趣,直接地指向现代公共行政本身。行政公共性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首当其冲地受到后现代的反叛和解构。但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并非一种虚无的事实,而是与现代行政公共性完全不同的一种事实;它包含于碎片、差异、多元之间,在制度层面表现为公共治理。公共治理在其中展开的环境与语境,构成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发生的场域,它是一种公开、实在、共同的场域,可以称之为＂阳光之幕＂。后现代公共行政是该场域中的游戏,它需要共同制定游戏规则,又需要政府提供服务,从而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得以实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