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新规：员工若离婚双倍退礼金

重庆大渡口区某机电设备公司在员工大会上宣布一条新规：若你结婚要请同事,请先签协议,保证婚姻是慎重的选择,一旦离婚,双倍退还礼金。     

中国消费者保护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消费者保护立法在产品责任保护水平、消费信用法律制度、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消费者教育制度、消费者诉讼制度及消费环境等方面存在许多弊端,不能适应WTO下的多边贸易体系。作者从比较法的角度,在借鉴外国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的基础上,对如何发展和完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保护消费者的最大合法权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市场操纵行为的法律界定与规制比较研究

针对发达国家及地区对市场操纵行为立法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有必要修正市场操纵行为的定义,以更准确和包容的法律用语正确界定市场操纵行为的一般概括条款；正确理解市场操纵与欺诈之间的关系,为将来证券法司法解释的出台扫清障碍；提出可以采取行政监管、民事索赔两种标准分别规定市场操纵行为的操纵意图、认定标准和举证责任,强化行政监管,严格民事索赔,从而构建多层次的市场操纵行为法律规制框架.     

一人公司刑法人格之研讨

一人公司具备民法上的人格,但其是否具备刑法上的人格,在实践中存在争议。从单位犯罪理论而言,某一团体或组织是否具备刑法上的人格,取决于在刑法的视野下是否有必要突破个人责任的范围追究团体或组织的刑事责任。从刑法的视角看,一人公司不具备单位独立性的刑法人格特征;一人公司犯罪时,没有必要突破个人责任的限制追究一人公司的团体责任,仅需通过对自然人设置合理、科学的刑罚就可以实现刑罚的功能;将一人公司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不利于对其他人的法益进行保护,因而没有必要赋予一人公司刑法人格。     

论民间表演艺术集体表演者追索权立法保护

民间表演艺术集体表演者追索权是表演者权的重要内容,是新型独立权,因为其特殊性而相似但区别于邻接权。对该权利的保护,外国立法及国际公约均有规定,我国无明确立法。保护该权利对文化发展与民间艺术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我国未来应该在权利主体、行使方法、保护期限、实施保障等方面对该权利进行立法保护。     

简论我国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国家行政权存在运行的一种普遍方式 ,也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的一项重要权力。目前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在立法上的一些缺陷必须从行政程序、立法、司法方面进行规制。     

债务结构、产权性质与公司成长性

文章以2012-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债务水平结构、债务期限结构、债务来源结构三个维度探究了债务结构、产权性质对公司成长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全样本中,债务水平结构、债务期限结构、债务来源结构与公司成长性呈现正相关关系,即适当提高债务融资总额、长期债务、银行借款和公司债券有助于促进公司的不断成长.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后发现,债务结构的三个维度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债务水平结构和债务来源结构对国有企业成长性的影响不显著,而债务结构的三个维度对民营企业成长性的影响程度较大且非常显著.研究结果可为中国上市公司从不同角度调整优化债务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的成长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拯救”新闻业的技术方案何以失灵?--区块链新闻初创公司“可感知创新属性”分析

区块链技术在范式创新的意义上激发了对新闻业前景的乐观想象,区块链新闻初创公司作为“颠覆性创新者”,形成了与成熟媒体机构完全不同的创新路径。本文以创新扩散理论中的“可感知创新属性”为分析框架,考察了初创公司Civil的创新历程及其潜在采纳者在决策中可能感知的综合信息氛围。研究表明,Civil在商业和专业方面带来相对优势的感知是模糊的,甚至是高风险的;激进的创业文化与遵循制度化、常规化业务逻辑的传统新闻业存在相容性上的障碍;过于复杂的运行机制和购买流程大大降低了创新的可试验性和可观察性,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潜在采纳者对其创新属性的负面感知,进而使这种强调采纳决策相互依赖性的交互式创新趋于失败。     

弱势群体亟待立法关怀

在我国,“弱势群体”的产生根源于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表明我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日趋严重,并已成为妨碍社会公平实现的重大障碍,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因此,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的弱势群体问题,构筑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尤其是通过立法建立人性化的法律保护机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公司治理对农村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构建GML指数测度25家农村商业银行2008-201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剖析公司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模型对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样本农村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明显提高,个体间的增速差异逐渐缩小;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会议频率和自有资本比率的提高对生产率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股权制衡度和市场份额的提高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和监事会规模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