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社会责任伦理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促进

儒家社会责任伦理以"平天下"为己任,坚守"民胞物与、天下为公"的思想主张,以实现界域观念上的突破,诠释出了一种超越世俗功利、钟爱万物的大爱精神;认为通过"反身而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方能承担"平天下"之大任。儒商将此思想运用到经济活动中,展现出爱国爱民的博大情怀。借鉴儒家社会责任伦理思想之精华,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对实现企业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析“北宋四子”的政治理想——以《近思录·卷八》为中心

“回向三代”美好政治秩序是孔子以来的儒学士人的长久梦想,到了北宋,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高涨,使得这一梦想在士人的心中变得更加强烈。在“北宋四子”看来,“回向三代”理想政治的根本在于君主,但他们也承认君主并不是天生完美,而是有种种“不仁不义”的非心,于是正本清源、格君心之非势在必行,而格君心之非的人则自身须是贤人。所以理想的政治是君明臣贤的政治,然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北宋四子”所期待的“回向三代”的理想政治尚未完全成真。     

李东阳佚作12则考释

周寅宾、钱振民二先生整理的《李东阳集》为目前收录李东阳作品最全的集子,然犹有未尽。通过使用少为文学研究界所关注的碑刻、书画等文献资料,辑得李东阳佚作12篇。其中《跋<夏忠靖公集>》对了解《夏忠靖集》早期面貌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其余佚作对研究李东阳交游、书学观及其诗文系年也颇有帮助。     

诗与思：两湖地域文化书写的审美意义与思想价值

两湖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世界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地域文化传统角度观照两湖现代文学,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两湖现代作家浓郁的忧国忧民的经邦济世情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家国天下的“大写”之中往往交融着强烈的屈原式的孤独个体性感受和愤懑激情,这是两湖现代文学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书写的“异彩”与特色;与此平行的另外一条思想脉络是以老庄为起源的道家文化以及后来的佛禅文化,在两湖现代文学写作中亦有不同凡俗的表现。两湖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化书写,为读者提供了面貌各异的地域风景、风俗和风情场景,增强了文学的地域色彩的丰富性,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审美体验,其中,楚地巫骚文化的书写不仅是一种审美意义的呈现,而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已经引起作家和读者的关注,其间的得失成毁也足以引人深思。     

楚国鲁阳公挥戈“回日”与日食事件

相传楚国鲁阳公与韩交战至“日暮”,挥戈将落日扯回到天空中,于是“日返三舍”。这场战事引发“时间倒流”的假想。合理的解释是当事者对一场发生在下午的大食分(>0.8)“云遮日食”产生了错觉：当“食甚”时人们以为到了“日暮”;当复圆时人们又以为“日返三舍”。考证鲁阳公生活年代及日食发生地点鲁阳(今河南鲁山县),通过对食分和食甚时刻进行适当限制,利用现代日食表和天文软件,证实公元前451年3月20日下午发生的日环食,就是这场日食。由于有相对明确的食分和食甚时刻的限制框架,这次日食对探讨地球自转改正参数(ΔT)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经义考辨五篇

考辨了儒家的“逝者如斯夫”、“天下归仁”、“可欲之谓善”、“万物皆备于我”、格物之“格”五句经典之义。     

宋代相权的兴盛

宋初在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但考察宋代实际的权力运作,宋代的相权自始至终处于兴盛状态,对相权所采取的几项措施都没有对相权产生实质性的削弱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以儒治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时,相权兴盛也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亦是当时频繁的军事活动所需。     

孝必以天下万世为量——刘古愚《孝经本义》的学术特质及其意义

清末是《孝经》研究的又一次高潮,与康有为并称为"南康北刘"的刘古愚在康有为的直接影响下,转向今文经学,作《孝经本义》以显其意,以敷世用,提出诸多创发性观点。刘古愚首先标举《孝经》,指出《孝经》是经,六经为纬,乃六经之先导,蒙养之根本;在《孝经》文本上,刘古愚推崇唐明皇的《孝经注疏》,质疑、反对朱子对《孝经》的删改和编排,提出新的改本模式;在内容上,他反对将"孝"局限于父母一身,而是要扩充其量,创新性地提出"孝必以天下万世为量"。刘古愚的《孝经本义》体现出"拔弃考据训诂、独研微言大义""以四书释《孝经》""理在解语内"的经学特质,在晚清时代激变之际,回向固有传统,提振儒家伦理,以为救世良药,拓展《孝经》的诠释维度,丰富《孝经》的意义世界,开显出学问家而非如康有为政治家的经世方案。     

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论黄宗羲的法治观

黄宗羲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基本命题出发,提出了法乃“天下之法”,“一家之法”乃“非法之法”,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等具有近代民主因素的法治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源头。研究这一思想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不失借鉴意义。     

基本原则不能排除具体法律条文的适用——兼评张学英诉蒋伦芳遗产继承案

尽管基本原则贯穿于民法始终,但它并不能离开具体的法律条文,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基本原则才有直接适用的余地。在本案中,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遗赠法律关系和侵害配偶权的法律关系。找法的不正确,是本案中法官不得不依靠抽象的基本原则去寻求所谓“公平、正义结果”的直接原因。要通过较为完善的立法,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