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司法救济

知情权是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在推进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必须积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我国刚刚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规范政府公开行为角度给予了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保障。结合此条例的相关规定，分析对行政相对人知情权司法保护的法理基础，并对其具体制度作进一步研究，希望它能在实践中得到有效执行，并伴随着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进程日臻完善。     

盗采之矿产品的性质及其私法救济

《物权法》虽将采矿权明确规定为用益物权但对采矿权的效力未能作出具体规定,采矿权与一般用益物权的效力并不完全一致。传统民法理论认为,盗采行为已使矿产资源与矿产品相分离,盗采出的矿产品性质应当认定为无主物,采矿权人可以通过行使物权取得权取得盗采出矿产品的所有权,物权取得权仅有排他力而没有支配力。矿产资源所有人和采矿权人既可以行使物权请求权又可以行使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各国宪法基本权利司法救济制度之比较

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救济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相关。在英国，通过普通法院审判案件的具体形式予以救济，普通法院的判例形成宪法基本权利保护的重要形式；在美国，由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违宪的法律进行审查的方式，予以救济；在联邦德国，由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审判案件和宣告法律违宪的方式予以救济；在法国，则由宪法委员会进行救济。各国宪法基本权利法律救济的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不仅对我国完善宪法基本权利的法律救济制度提供了参考与借鉴，而且也对我国宪法基本权利司法救济的理论提供了经验。     

信用证欺诈与法津救济

信用证是现代国际贸易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支付方式 ,对确保货款收付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信用证也有其局限性 ,而且极易被不法商所利用进行诈骗 ,使有关当事人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而受害方通常对信用证欺诈感到束手无策 ,要想获得补偿、挽回损失极其困难。因此 ,如何防范信用证欺诈以及受害者如何通过法律救济来挽回损失 ,这对进出口双方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从关联交易看中小股东利益的特别保护

随着关联企业这种企业联合体的产生并推广,关联方交易已渗透到社会经济各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承认关联方交易的积极作用同时,客观、全面地分析了它的弊害,并就关联方交易与关联交易作了区分,提出了不同的规制措施;在阐释了国外对此所采取的对策同时,对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行政执法有奖举报制度的法律属性分析

行政执法有奖举报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单一角度理解其法律属性已不能满足我们充分认识这一制度的需要。国务院及其办公厅的规范性文件见证着有奖举报制度的发展历程。以现有规范性文件为实证分析样本,我们可以发现,有奖举报制度分别以行政执法的辅助手段、公众参与的特殊方式、权利救济的重要渠道等样态体现在这些规范性文件中,这些样态实际体现了有奖举报的三种法律属性。在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中,行政允诺是最可涵盖有奖举报不同样态的适当概念。     

我国企业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的思考

环境问题在现代社会越来越严重,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环境资源的主要利用者和环境污染的制造者,也是我国环境侵权的主体。因此,研究环境侵权的社会救济,加强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对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现阶段中,在环境侵权的救济手段中存在诸多问题,立法的不健全,政府监督不力,企业自身对环境责任认识的不足,社会舆论和公众方面参与的不足都给环境侵权的救济带来障碍。鉴于此,需要对以上问题进行完善分析,提出加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引入环境侵权社会化救济的必要性,同时从立法、政府、企业、社会等方面来探析我国企业环境侵权的救济手段。     

论民事诉讼中的罚款制度

为了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各种强制措施.作为强制措施之一的罚款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其规定过于简单、立法理念偏差、救济方式不合理、强制措施行政化与审判权中立性的矛盾等原因,出现了罚款措施适用对象、适用程序、适用主体存在不当情形,罚款金额标准的规定有不合理之处等问题.对此,应当改变罚款作出方式,统一救济途径,将罚款的适用情形进行细化,在罚款处罚与审判权的行使主体上进行分化,建立民事诉讼强制措施体系,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益,保障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     

中日商业秘密侵权救济制度比较研究

商业秘密侵权现象的普遍发生和日益加剧,需要加强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完善商业秘密侵权救济制度体系。中日两国的历史关系、法律渊源及保护商业秘密的立法、司法现状和成效使得比较研究两国的商业秘密侵权救济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理性地对待"侠":基于救济视角的再解读

从权利救济的视角言,侠的历史在场与公力救济自身的缺陷是紧密相连的.在传统社会,公力救济信任机制的危机以及成本的高昂,为侠的在场提供了空间.当然,侠的历史退场,与侠的滥觞是有关联的,但侠的滥觞并不意味着侠所代表的私力救济机制的退场,应该理性地对待侠,在体制内对侠进行改造,从而为公力救济提供更有效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