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收征用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

在我国的征收征用工作中时常出现侵权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社会各界都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现实中侵权现象仍不断出现,公民基本权利所受到的侵害始终得不到救济。本文拟从这个问题展开,探讨我国征收征用中相关公民基本权利保护问题。同时,征收征用中的侵权主要还涉及补偿问题,因而本文还将对补偿协商机制作一些探讨。     

海外中国公民领事保护立法初探

近年来海外中国公民人数激增,与此同时,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也日趋复杂多样。加强对海外中国公民的领事保护不仅是外交工作的重大职责,也是中国国力增强的体现。当前海外中国公民保护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完整统一的立法,2009年1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工作条例(征求意见稿)》(简称《意见稿》)是我国进行领事保护立法的初步实践。该《意见稿》有其重要价值,也存在明显不足。顺应时代要求,更新外交观念,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建立健全海外中国公民领事保护立法是当前我国领事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     

个体化与公民社会——重返公共领域的现代性反思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社会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个体原子论、社会整体论、互构论,这三条研究进路构建了自古希腊哲学到当代社会哲学发展的基本框架,但它们并没有真正解决个体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困境,也没有解决现代社会作为整体观念的消失,更没有解决被种种问题围困的现代社会困境,如何从个体主义视角出发构建现代公民社会是亟需解决的时代命题。     

实现当代“中国模式”影响式愿景的障碍与可能——基于国民群体社会文化素质的历史与当代考察

影响式愿景的当代＂中国模式＂目标的实现,需要公权政府与公民社会群体社会文化素质的全面提升以保障。而国民社会文化素质的提升存在着后天发展平等性、社会制度引领性与影响方式引导性三个方面的障碍与可能。对于国民群体社会文化素质的历史与当代考察要求我们要重视公权政府与公民社会在当代＂中国模式＂影响式愿景实现过程中的互动影响关系。     

网络媒体为公民权利实现带来的变革

网络媒体的兴起给我国公民权利的实现开辟了新的道路。网络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信息海量、传播自由、交互程度高等特点,它为公民自由表达观点、知晓社会信息、参与及监督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渠道和平台,同时在搭建公民政府互动平台、推动民间力量培养、促进公民意识提升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大力促进公民意识的培养

当前,中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不少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原有的社会管理格局,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除了强化社会、企事业单位     

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的实践分析

审议式民主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标志着西方民主政治实践进入一个更加精细化的发展阶段.自此世界上多个国家或地区纷纷加入审议式民主的实践热潮,中国台湾地区亦在其中.目前台湾地区审议式民主的实践主要采取公民会议、审议式民调、公民陪审团、愿景工作坊等形式,其主要特征包括形式多样、层次广泛以及议题丰富等.这些实践有助于公民提升了解复杂的政策议题的兴趣与能力,有助于消解台湾地区的社会分裂、族群对立等.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公民对政策影响有限,过度强调共识导致弱势群体的观点和利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决策背书的工具,甚至沦落为政客们选举操作与打击对手的工具.     

论公共理性精神

公共理性是有限理性、渐进理性,作为导向制度正义与政策正义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其核心功能在于塑成权力的合法性与利益的协调性。它表达的是公正理念,倡导的是社会合作,追求的是协商民主,运行的是共赢思维,发展的是公共治理的逻辑。作为公共领域的核心精神,公共理性精神是和谐公共空间成长与良善公共生活营造所必需的一系列精神观念、文化要素与心理习惯。践行公共理性精神,就意味着在公共管理中充分彰显公共价值、以公共的视野和思维逻辑进行治理,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达致公共生活的民主化与效能化。     

群体性事件中非制度化公民参与的逻辑

我国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是非制度化公民参与的产物,触发性事件的发生、流言的传播与扩散、问题化技术的使用以及目的达到后的退却,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运行机制。解决群体性事件要开启制度化的通道,实现从非制度化公民参与向制度化公民参与的转变,将群体性事件转变成常态的公民集体行动。     

人力资本：农民工城市社会整合的根本

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实现其城市社会整合的根本。职业技能与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工适应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就业竞争能力,改善经济地位,奠定城市社会整合的经济基础。法律意识的增强有利于农民工理性维护权益,适应从机械整合向有机整合的转变以及进行自我规制,从行为模式上融入城市社会。职业道德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则是农民工城市社会整合的文化基础,有利于形成职业认同和主体意识,从精神上融入城市社会,最终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