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的早期阐释与士人文法的建构——以出土汉代石刻文本为中心

公羊学所建立的私人性写作体系,对汉代石刻文本的写作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写作成为士人传续道统的权利义务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公羊学对于个性化写作风格的强调,在写作形态、功能、阅读等层面为汉代石刻文本带去了新的写作义法,读者只有通过对这些个性化写作方式的深切把握才能领会作者的特殊用心。汉代石刻文本在写作上通过改写、组合、剪裁旧文献而形成衍生型文本的创新实践和从学理逻辑层面对于撰述体系所进行的完整性、自足性论证与推演,有效地促进了士人文学批评传统的发展。公羊学在汉代把河图洛书视作人文肇始的圣典,这种基于图像和文字来探讨文本意义的阅读方式,孕育了中国左图右书的治学新格局,建立了一种新的阐释传统。从石刻文本写作方式及其价值的视角切入早期士人写作研究,为我们重新认识公羊学之于士人书写传统的作用开启了一扇新门。     

当代新儒学之新三统论

牟宗三先生在深切反省中国文化与哲学传统之下，认为要回应当前的时代课题，要建立新的三统以为中国文化与哲学往前发展的重要方向。牟先生的三统是道统、政统与学统。道统是重建中国哲学与儒学之正统地位，牟先生以两层存有论重建和发展先秦和宋明儒学之心性论，建立内圣之学为哲学之原型。政统与学统是新外王之道。牟先生改造传统之内圣直接开出外王的方式，由良知明觉之自我坎陷开出民主政治与科学知识之建构。这是三统并建的开展。本文申论牟先生及当代新儒学诸位先生在反省及重建传统文化所感受到时代课题中何以必要开出新三统之义理。进而反省汉代公羊学之通三统之说，与宋明儒建立之道统之意义，以见出新三统的重要价值。同时亦略陈述对当前若干学者所提的三统之论述，并加以批判的检讨，以明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时代使命所在。     

论《春秋》学在两汉的经世功能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而且也是儒学最隆盛的时代.作为经学中的显学,<春秋公羊学>的经世功能主要表现在为统治者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汉代君臣自觉地把包括<春秋>在内的各类经典用诸政治实践中,使得儒家经典显示出强大的经世活力.文章根据有关史料,分别从多个角度描述和探讨<春秋>学在汉代的政治生活中的经世功能.     

清中期公羊学复兴与经世之检讨

通过分析四种常州公羊学起源说,兼评艾尔曼的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指出庄存与研习公羊学在于他认识到考据学的发展,将要危及原有统一的思想体系,造成国家意识秩序的分裂.庄氏通经致用,其学说兼顾今文学和古文学,意在发挥公羊学大一统之思想,巩固皇权的完整,反对挑战已有的圣人言论.     

《公羊传》"大一统"新探

大一统是《公羊传》、公羊学第一位的宗旨与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学者虽给予特别的重视与论述,却普遍误解了《公羊传》大一统的本义与思想,把一统等同于统一,把大一统说解释为统一论。这种误解导致对《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主题性转换。因此需要继续探索,以便正确把握《公羊传》大一统思想。     

经权思想的汉宋之别及其规范性来源

汉代的经权思想以公羊学为代表,主张"反经有善"。《公羊传》在强调善的结果的同时又在手段上对行权进行限制。董仲舒则以"复正"释权,并且将动机纳入对行权的考量,对行权进行更严苛的规定。宋代的经权思想以程颐与朱熹为代表,主张"权只是经"。程颐将"反经有善"误解为"反经合道",认为其败坏了经权思想,并以"中庸""权不拂经""合宜适变"对经权思想进行重释。朱熹则批判继承了程颐的思想,主张以道统摄经与权,但他并未意识到程颐的问题所在。"实与而文不与"与"理一分殊"是汉宋经权思想区别的关键所在。     

公羊学三世断限平议

三世说是公羊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其内容即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异辞。在《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中，其三世之断限，历代多有异说。董仲舒、何休以隐、桓、庄、闵、僖五公为所传闻世，以文、宣、成、襄四公为所闻世，以昭、定、哀三公为所见世，兹为正说。此外，颜安乐、孔广森以孔子生后为所见世，郑玄平分二百四十二年，廖平、蒙文通师弟分别据《谷梁传》《左传》断三世，皆为歧说。董、何说之所以为正，就在于：其三世间的断限以王鲁为判准；而三世作为一个整体，即《春秋》之所以始隐终麟，则由素王决定。孔子作《春秋》,设三科九旨，始通三统而以《春秋》为一代，终张三世而将《春秋》一代分张为三世，亦可见三世之张法即三世断限的终极理据在通三统。     

论庄存与的治经特征及传承

庄存与是常州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他继承了董氏公羊学的＂微言大义＂,完善了何休公羊传注的＂三科九旨＂,创建了清代公羊学的体系。庄存与在治经解经过程中体现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又兼采古文今文经,建立清代公羊学研究体系。他的两位再传弟子刘逢禄和孔广森也很好地发展了这一特征。     

论魏源"春秋公羊学"及其对康有为"三世说"的影响

魏源的《董子春秋发微》一书今虽不见,然从《序目》可知,它是魏源在其经世致用思想的驱使下,承继刘逢禄发明何休公羊春秋义例说,进而突出张扬三世说的重要成果。被刘逢禄所揭橥的何休三世说主要是详今略古的笔法义例,其政治意图在大一统;被魏源所阐发的董子三世说,其哲学基础上是气运论,政治意图是更化改制。魏源还有一奇妙的发现:将鼓吹心性学说的孟子视为孔子春秋微言大义思想的学术传人。这些成果引导康有为直奔西汉董仲舒,创立具有进化意义的三世说,掀起了托古改制的改良运动(而非革命运动)。由此可知:魏源上承刘逢禄,下启清末的康有为,是近代经今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     

庄存与同宋学关系考实——以《四书说》为中心

受晚清学术视野的影响,庄存与的公羊学向来受到普遍关注,却无形中遮蔽了对其学术其他面向的考察。对于这位对六经和四书皆有解读的经师而言,乾隆朝汉宋相争大背景下他对宋学的态度,更彰显他与周遭时代的离合异同,也更能体现他的学术思考与追求。实际上,庄存与除了在其持躬润身方面多以宋学为宗外,在更广大的学术关怀上面,如无论是天道、伦理观上,还是政治、历史观上,皆对宋学持有尖锐的批评立场,与其时代众多汉学家"经学尊周孔,立身法程朱"的主张并不相悖,充分说明以往将庄存与看作乾嘉汉学对立面的观点值得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