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公羊学经权观中的法律思想探析

在西汉前期,儒家今文经学派不断吸收黄老道学、阴阳五行家以及殷周以来的天命神权等各种政治法律思想因素,并对承秦而来的法家之治加以整合,形成了西汉今文经学派的法律思想。探讨今文经学派内部派别的重要代表——公羊学派经权观中的法律思想对西汉中后期以后的政治法律的走向及其原因有更清晰的认识。     

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刘逢禄

刘逢禄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接续汉代董仲舒和何休之公羊统绪,系统总结公羊义例,重启今古文之争,推动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成为晚清学术主流。他对公羊学的总结与阐发,奠定了清代公羊学的基础;对公羊学变革改制理论的挖掘,确立了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方向。     

董仲舒“太平”理想社会的理论建构

先秦时期儒道两家都提出了"致太平"的思想,都把"天下太平"作为理想的政治目标,但此时的"太平"社会理想还处于萌芽时期,"太平"思想主要还是一种"太平"观念,还没有提升为系统的"太平"社会理想。到了汉代,董仲舒以公羊学为基础,融合了秦汉之时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思想,建构了独特的"太平"理想社会体系。董仲舒还提出以"奉天法古"和实行王道政治来达致"太平"。经过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努力,"太平"社会理想上升为官方的政治理想。"太平"社会理想的提出对汉代社会发展有着指引作用,同时"太平"社会理想也塑造着汉朝政权的合法性,对现实政治有着批判和矫正功能。"太平"社会理想深刻影响到现实政治的发展,对政教关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公羊》学的大一统

《公羊》学喜讲微言大义 ,大一统则是其根本观念。《公羊》学的大一统体现于“元年春 ,王正月” ,前者是从形而上的说明 ,后者是从形而下的说明 ,而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都必须落实到尊王这一中心。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

沟通《论语》《春秋》经义，宣说《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运用三科诸义阐释《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理说解《论语》，是《论语述何》的四个重要内容。《戴氏注论语》通过援引多种典籍勾连《春秋》《论语》经义，反复申言《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大量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推阐《论语》，发挥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阐发《论语》，对《论语述何》的这四个核心内容作了深入的继承与大力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戴望通过更广泛沟通《论语》《春秋》，将《论语》转变为贴近《春秋》、宣说王道的经籍，表达了其对儒家外王面向的强烈追求；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创设新法、主张改制革新、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指出孔子在《春秋》中注入了改制的理念，表达了其更迫切的改制愿景；通过强化三世渐进义与三世之太平世，指出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太平之治的理想，表达了其对太平之境的渴求。由此《，戴氏注论语》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细酌戴望对王道世界、改制革新、太平之治的强烈诉求，与其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感知同治中兴改革氛围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