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检察监督制度局限性及其重构

法律监督权和检察权是两项本质不同的权力,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却出现了法律监督权与检察权的重合,进而使得我国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异化.应对法律监督权制度与检察权制度进行正本清源,还原检察制度的本来面目,使其成为以公诉权为核心的主导制度,并由特定的上位权力机关承担法律监督权的职能.     

“公天下”思潮与中国20世纪历史

“公天下”思想是中国数千年文化史的一条血脉。孙中山说三民主义皆据于孔子大同思想 ,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从这些历史人物的思想及实践 ,可见“公天下”无疑是 2 0世纪的重要现象。但是 ,一个“公”字 ,含“公”“共”“平”诸意 ,其意既不同 ,其实践结果亦大相径庭。况且任何思想都是双刃剑 ,任何思想可以有开放性也可以有排他性。这些思想实行的结果就使 2 0世纪中国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风貌 ,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内涵与影响     

论钟评《刘文成公全集》

刘基诗文集版本较多,情况复杂,虽有人曾对此做过专门研究,但钟惺所评辑《刘文成公全集》一书,研究者却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①。钟、刘之文在思想情趣及表现形式上迥异,但钟惺在评点《刘文成公全集》时,不置一贬语、极端推崇刘基之文。通过对《刘文成公全集》一书评点内容与钟惺文论主张、思想观点之比较,同时对坊间托名钟惺情况之探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题名钟惺评辑《刘文成公全集》一书,其评点者并非钟惺。     

略论赋予我国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本文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与完善我国法律监督的客观要求入手,首先阐述了赋予我国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具体的赋予我国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构想,一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的案件范围问题,二是与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有关的几个特殊问题.     

清代公私观念的嬗变

[提要]明末清初以降,随着理学价值观念的衰落,中国传统的公私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一些儒者认为,自私来自天赋,是人之常情,不可剥夺;他们重视个人经济独立,肯定并发展了前人"治生为本"的思想;他们不只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还主张开明自营。积极谋求发展。清代公私观念的这些变化,大大地推进了个人权利意识的产生与发展,而且,这些变化贯穿于整个清代思想发展历程,并没有为某些政治史上的事件所左右,显示了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对中国传统公私关系文化的反思

在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中,对待"公"与"私"关系的主导思维方式是"崇公抑私",其目的是实现"大公无私"的理想政治境界.但这一"大公"的理想境界却又不得不依赖君主专制这一"大私"的方式来实现,由此造成传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公私两无"(即理论和现实脱节)的尴尬局面."私"之不存,"公"则不立,这是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崇公抑私"思维方式对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有着重要的意义.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则体现了我国在对待公私关系问题上的最新思考和重大理论突破.     

亚马留政府时期澳葡财政的若干问题

亚马留是第一个为澳葡当局建立新税收体制的总督。1846年他发布第22号总督训令,核准《澳门公钞估议抽收章程》,规定了澳门公钞的征收原则和税收计划编制的工作方针。澳葡当局财政运作中使用的货币Pataca是墨西哥元(或西班牙元),而非“澳门元”或“澳门币”。早期澳葡财政运作中广泛使用中国“两”,以此来统计财政收支数据。1847年第46号总督训令和修订的《澳门公钞估议章程》将议事公局排除在公钞估议活动之外,由此设立了一个独立于议事公局而从属于澳门总督的政府部门——公钞会公所。亚马留政府尝试对澳门华人征税,并部分达到了目的,但尚未建议起一套专门针对华人的征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