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逊清朝廷的政治斗争实录——论《王忠悫公哀挽录》及相关问题

1927年,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昆明湖,因其国学大师的学术地位和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的身份,而引起中日学界、政界深度关注,相关追忆追思之诗文数量甚多。两个月后,在罗振玉的统筹下,由王国维之子王高明等具名编辑《王忠悫公哀挽录》一书,略见一时之思之情。此书中虽全文照录溥仪之诏书,但未见罗振玉代拟代奏之遗折,这与罗振玉的特殊心理有关。《哀挽录》序出自罗振玉之手,但署名“沈继贤”,对以郑孝胥为代表的晚近士大夫进行了道德人格上的尖锐抨击,带有檄文色彩。罗振玉自称先后犯三死而未能,并非虚饰之言,而是深契其当时处境与心理。吴可读、梁济与王国维,被认为是晚近五十年间三位尸谏殉节之士。《哀挽录》一书除了悲音悲情,还夹杂着不少隐喻,实际上是当时逊清朝廷政治斗争的一次集中反映,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合同之类型化研究——《合同法》第52条第4项之解释适用

《合同法》第52条第4项中“社会公共利益”系不确定概念,在司法裁判时需加以价值补充方可适用,学界将此项内容作为公序良俗条款加以研究,认为其系合同的效力判断标准.国内现行法律规定中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条款主要分为公法和私法两类,而公法均从政府征用和征收角度探讨,对合同效力判断参考意义不大,在私法中对于该条也未加解释.实践中,应将“社会公共利益”类型化,按照具体案情而非纯粹按照逻辑进行分类,对不同类型的违背公序良俗合同进行研究,提取共同点,同时也应分别研究其个性特点.     

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考辨

自上世纪末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墓惨遭盗掘的十多年来,学界对劫余后经考古发掘清理的两座秦公大墓之主多在襄公、文公、宪公及夫人间考虑,迄今认识不一。本文拟以文献所记和考古发现资料作为考证依据,认为大堡子山必有以秦公礼制而葬的静公大墓,通过M2是在M3连同车马坑建成后夹挤其间的奇特葬格局;两座大墓连同车马坑在内的整个墓地统一大面积覆盖纯匀的五花土,表明两座大墓是同时埋葬或同时封填墓口的遗迹;随葬器型、纹饰尤其铭文书体的差异只体现在M2一墓所出的器物上这一奇怪的差异以及十多年来国内外相继出现的各种迹象表明是出自大堡子山的秦子器,尤其秦子簋盖夔纹确切证明秦子簋是大堡子山的出土物。“秦子”,即秦文公太子静公等考证,认为两座墓之一M3为嬴秦第二代国君秦文公之墓,型制较小的M2则是未享国而卒的文公太子静公墓,即以秦公礼制而葬的秦子墓。     

对检察机关公诉制度重新构建的思考

传统上检察机关的公诉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的权力。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当国家和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 ,且侵害人又不触犯刑法时 ,没有“适格原告”的问题 ,为维护国家和公共利益。笔者认为 ,应该重新构建检察机关的公诉制度。检察机关的公诉权应当包括刑事公诉权、行政公诉权、民事公诉权和经济公诉权。     

公法与私法划分的科学性及意义

公、私法的划分自罗马法学家提出以来,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传承至今,无论是对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针对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对公私法划分的否定,提出了公、私法划分的科学性。同时指出公、私法的划分对我国法治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地方高校公选课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以"自然美与人文艺术"为例

在公选课日趋受重视的背景下,本文以公选课"自然美与人文艺术"为例,探索适合地方高校区办学实况的公选课改革路径.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我们将加强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和加强教材建设.     

关于商代称谓的几个问题

商代称谓除亲称、日名、区别字外，还有尊称，如帝、王、示、宗。多公是王室近亲，在世时称多君，卜辞中的公有时与商先王名号相联。新祖辛的称谓当指最后一位称为祖辛的商先王。商人尊崇的大自然神中还有上子、西子、东子和血子。     

《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印发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通知要求:一、全面停止新建党政机关楼堂馆所。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一)停止新建、扩建楼堂馆所。(二)停止迁建、购置楼堂馆所。(三)严禁以"学院""中心"等名义建设楼堂馆所。(四)已批准但尚未开工建设的楼堂馆所项目,一律停     

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城市社会福利事业的变迁

城市职能所涵盖的公领域的变迁，典型地反映了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作为清政府的江南重镇以及民国时期的政治中心的南京，由于缺乏像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这样的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即使在有关社会福利的事业（即慈善事业）这样的公领域中，也很清楚地表现出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之中社会明显偏弱的情形。     

试论西周王朝公卿问题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关于西周存在三公九卿的说法是没有多少根据的，西周王朝官僚体制中并不存在这种整齐划一的三公九卿的制度，其当为后人附会之说。而在西周时期，“公”和“卿”二者的涵义并不等同，“公”用作王朝执政卿士或德高望重的王朝长老的尊称，“卿”非官职，其代表位次，王卿泛称为“伯”，“公”与“伯”在一定程度上可相通称，但称“公”往往是为了突出其身份地位的尊贵，是仍不出尊称的范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