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的变奏——阿来小说创作探析

阿来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作家。缘于阿来独特的出生背景与生活经历,原乡成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想像空间和叙事资源。阿来在小说中对独到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书写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个独特存在。阿来小说中的原乡叙事是其对故乡的独特表达与追忆,既有对藏区现实的反映与折射,又有对藏族族群的想像与摹写。阿来小说中的原乡叙事让人们不仅从地理空间上识别了他的故乡,而且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确认了藏族符码、重释了藏族历史。原乡叙事不仅是阿来的小说创作特色,而且是其小说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亦是其情感的寄托与文化的承载。     

京派乡土小说略论

京派小说创作群体是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小说创作群体之一,他们创作的乡土小说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创作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在复活古典田园诗的乡土叙事、地域性的民俗叙事、诗歌散文性的叙事特征三个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     

专业眼光·才子笔墨·哀为主调——论周瘦鹃的翻译小说

周瘦鹃精通外语,避免了时人随意翻译的弊病;熟悉欧美小说,对所译作品的选择具有专业眼光。他运用整体忠实而适度归化的翻译策略,使译作呈现出不同于"五四"翻译小说的才子笔墨。无论用文言,还是白话,其译文总是清新流畅,雅俗共赏,颇能引起民初读者的"兴味"。他大量翻译"哀情"小说乃是其主体精神与时代风尚双重建构的结果。若从"融才子笔墨与专业眼光为一体"的角度考察,他已经超越林纾、包天笑等译界前辈。在"新文学革命"前夕,他便开始更多地采用直译,使其译作呈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特色。     

浅析魏晋六朝乐府诗中的“怨女”形象——论乐府诗中“怨”的政治性向审美性的过渡

魏晋六朝时期,乐府诗中出现了大量的女性题材作品。其中“怨女”的形象多处可见,其描写呈现出情感细腻化的特点,而原题材中的怨刺性则淡化了许多。由于悲剧本身所具有的美感,“怨”在逐渐脱离了其自身的政治功能之后,已经成为一种文学的审美范式,并逐渐固定下来。“怨”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实现了向审美性的过渡。     

民族传统文化视域中的创造社小说

民族传统文化和创造社小说的关系,不仅仅是表层契合,更重要的是潜在的作用和深层的回应。民族传统文化已经内化为创造社作家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小说创作的审美情趣、人物性格的文化内涵、体式上的传统渊源三个方面显示出鲜明特质。创造社小说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与超越,为后人提供了中西文学融合的成功经验。     

试析木心《空房》中的元小说因素

作为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思潮中的一种新型小说样态,元小说以叙事露迹、拼贴、戏仿等叙事策略突显小说的虚构特性,引导读者重新思考虚构与现实、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元小说理论及其特征观照木心的散文体小说《空房》,可发现其蕴含着表征叙事策略的典型元小说因素,如作者露迹、人物不确定性、周遭环境模糊性及碎片式创作等,故作为现实幻影的《空房》属于元小说。     

性、纸与笔：中国文化二题

汉民族民间歌舞不够发达,而且自宋以后,越往近代,越靠近汉民族文化中心区,就越不发达,这与汉民族文化中强烈的性禁忌有密切与直接的关系。纸、笔(印刷)是书面文学传播的重要工具、手段与方法,对书面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的造纸术与印刷术在宋代发展成熟并且相汇,使文学作品的大规模展开与传播成为可能,从而为宋元时期小说的兴起提供了基础与前提。     

自我意识与异化:乔伊斯小说中的成长观

乔伊斯的小说《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更新了成长小说的叙事方式,扩展了叙事范围,强调成长过程的连续性和流动性;小说主人公拒绝与资产阶级价值观相统一,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选择逃离和自我放逐;在建立自我意识和探寻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得到的却是异化和隔膜。     

张兵先生学术访谈录

张兵先生是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学者。他勤奋、刻苦,著作等身,在学界有一定的知名度。他涉足的研究领域很宽,话本、小说与文化和武侠小说是其心力倾注的三个方面。他第一次提出的“准话本”概念和小说是一种文化的界定曾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幻与真的世界——论卡夫卡的小说艺术

卡夫卡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他创作的艺术作品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本质的孤立的主题,描写现实的荒诞、非理性和人的存在的苦痛和窘困。他的散文化的作品寓讽喻于象征、夸张,貌似荒诞不经而含有新意,因此其作品富有寓言色彩。他所把握的一些带有本质性的社会现象或问题和对现存观念和概念的质疑与颠覆,又使其作品带有预言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