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蕃兵制度考略

为了适应对夏战争的需要,宋朝在西北边疆地区建立了一支强悍勇敢的蕃兵少数民族部族军队.蕃兵建立和制度化的过程始于北宋初,之后随着蕃兵兵团在西北地区的日益组建,逐渐形成了蕃兵军事职官除授、蕃兵选刺、训练以及有功迁赏、违法处罚等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的先后颁布和实施,对于加强蕃兵管理、确保蕃兵质量和战斗力的提高以及激励蕃兵英勇杀敌、保家保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北方草原民族之族兵制

族兵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兵役形态.在北方草原,从有明确记载的匈奴族兵制到入关前的女真人,北方草原民族无不实行族兵制.族兵制是北方草原民族数千年来传承不断的一项重要军事制度.“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是族兵制最初阶段的本质特征.匈奴国家政权建立后,先后征服、统治了周边民族,迅速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军队不再由居民“自动”组成,军队的组成具有了强制性,但这并未改变其全民皆兵、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匈奴、柔然之后的北方草原民族政权是以“地区部落”组织为基础的,随着部落构成以血缘为纽带到以地缘为纽带的变化,北方草原民族政权实行的族兵制的血缘色彩逐渐褪去,地缘因素日益增强,并最终成为了主导.     

巴黎公社中的国民自卫军及其与传统公民兵制的联系与区别

巴黎公社中的国民自卫军具有如下特点:(1)军队采取公民兵制;(2)军队的职责在于维护公社的独立和自治;(3)军队的饷金微薄.国民自卫军是对传统公民兵制的再现和超越.国民自卫军制度为国家权力回归社会以及个人和社会的统一提供了实践方式,它的精神同巴黎公社的精神是一致的,它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公民参与共同体活动的先例.     

论松赞干布的军事改革

关于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在青藏高原所进行的那场为推动藏族历史发展，革除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的改革事件，其中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外交部分，不少研究文章已作过详尽透彻的论述。然而这些研究似乎漏掉了一个环节，即对松赞干布军事制度改革方面的探讨。身兼政治首领和军事首领的松赞干布是依据武力来完成统一大业的。建功立业之后，他不能不考虑如何用武力来维持这种统一。旧有的部落兵制已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政治需要，于是松赞干布采取了一个颇具战略眼光的措施，仿照唐朝的府兵制，革除旧的部落兵制，在吐蕃地区建立起新的军事制度。本文重在对于这一军事改革及其历史意义的探讨。     

南匈奴的附汉与东汉时期包头地区的发展——包头地方史讲座

东汉初匈奴奴隶主贵族勾结、扶植地方割据势力卢芳袭扰东汉北边,给包括今包头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今包头地区属于附汉的南匈奴活动范围,成为匈奴人出入阴山南北的重要门户,并于公元64年实现了汉、匈间的合市。在此期间,东汉王朝加强了在今包头地区的军事力量,这里不仅是五原郡治所在地,朔方郡治也移寄到这里。在南匈奴入塞后的四十余年里,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和睦相处,接触并吸取了汉民族先进生产技术,在当时的民族大家庭中,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如南匈奴入塞后出现的“胜兵制”等),也为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突厥文化简述

突厥族曾以狼为图腾，崇拜太阳天地，崇信中亚的拜火教，后又信奉佛教．葬俗有坐葬和火葬；婚俗中尚存“收继婚”，外族嫁入者亦无例外．突厥汗国最高首领称“可汗”，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官爵依次分为二十八等．突厥的兵制与其游牧和射猎的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军队大体可分三种，侍卫之士，控弦之士，柘羯；军事编制与部落组织相结合，其酋长与部民的从属关系及父子宗法关关使军队组织稳固，战斗斗强．突厥早期刑法规定简单而严厉，说明当时已处于以男子为中心的私有制社会。突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有粘着现象，有固定语序。后置调由一定的格构成，无前量词，有大量的来自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俄语、蒙古语和藏语的借词；突厥文字大约创造和使用于公元六世纪，属音节文字，其重要文献大多是一些记载可汗或贵族的文治武功的碑铭。     

科举改革与宋代人才的辈出

邓小南认为,对"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并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则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葛金芳认为,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张其凡认为,宋代兵制改革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军队的职业化、雇佣化;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军队领导机构的多元化;重视禁军的选拔、补充和教阅,严阶级,劳其力;以及在兵力配置上"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等方面.何忠礼认为.北宋的科举改革不仅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还推动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其所获实效确实不容低估.李华瑞认为,士大夫们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其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