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卖萌的录取通知书点个赞

正本月起,小学、中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将陆续发放.虽是一纸通知书,但由于不同寻常的意义,备受学生和家长们的期待.由于录取通知书的设计和制作由各学校自主决定,不少学校今年在录取通知书上玩出新花样,呈现集体卖萌的景象——亮甲店小学将严肃的录取行文改编成可爱的火车旅行版本;北京林业大学另出奇招,采用植物标本半手工制作通知书;十一学校一分校将录取通知书设计成入场券……(7月2日《北京青年报》)     

《感言心语》之卸任感言

正我于2005年12月卸任(原任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编者注),这对我的人生,无疑是一大转折,必须重新定位。对于在位、退位,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在位时,要拼命干事,要尽力多干实事,也要干许多自己不愿干、不会干、但必须干的难事。不在位了,要多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干     

做好老干部工作的“五有”之见

老干部工作部门要负责离退休干部的“养”、“医”、“教”、“学”、“乐”、“为”等方面的工作,事情多、要求高、标准严、任务重。新形势下,老干部工作者必须做到“五有”,才能“让党委放心、让老干部满意”。     

《论语》“学而时习之”章释义

《论语》“学而时习之”章是对孔子一生成就的总结,蕴含孔子对其人生际遇、心路历程和人生理想的感受和反思。笔者认为此章应该这样解释:开办学校,在一定时候讲习,不也令人高兴吗?学生们从很远的地方都能来(接受教育),不也是快乐的事吗?居高位者不赏识我,我不怨恨,(我因此转而从事教育事业)不也是君子所为吗?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冲突法之完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应将“效率优先兼顾分平”的价值观引入冲突法理论，井作为重构我国冲突法的指导思想，以使冲突法确能协调国家和法律关系主体的利益：即利于发展、开放和对外交往，又维护国家主权；利于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又能确保公平基础上维持各方利益，也利于确立明确快捷的解决冲突的方法。作者建议依此为完善我国冲突法的理论和立法的指导，以高起点，高标准制订出与我国《民法典》并行的我国《冲突法典》。     

我国高校民乐教育发展的时代价值、实践路径和策略建议

中国民乐既是我国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也是能代表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一种音乐形式,其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内涵深刻,旋律优美,是极富民族特色的艺术。弘扬中国民乐,不仅是我们新一代年轻人的历史使命,也是坚持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因此如何从民乐发展的角度找到民乐教育的路径值得人们关注,文章以北京科技大学民乐团为例探索如何以民乐团来促进高校民乐教育,为我国高校民乐教育发展提出合理建议。      

“释奠”礼仪特征与精神内涵之变迁——兼论释奠古礼向新礼的演进

释奠古礼起源甚早,属于非时而祭的简约之礼,具有不忘先祖、敬祖归功的礼仪内涵。周代的释奠古礼存在两个受祭系统：先祖先王（多于“庙”中举行）,先圣先师（于“学”中举行）。“学”中所行的释奠礼显示出重视人事经验、知识智慧的理性倾向和文教意味,是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历程在礼仪上的具体体现。伴随着孔子及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地位的提升,历经汉、魏、晋,释奠古礼最终由对先圣先师的群体祭祀演进为专祀孔子之礼。释奠孔子新礼结合了祭祀礼典与讲经活动,南北朝、隋唐时期更形成为规范隆重、自由辩论的学术盛会,以及国家礼仪文化展示盛典,具有了崇圣重师、继承道统、昌明经学的新的礼仪内涵。当代继承和发展优秀礼文化,应处理好礼仪展示和精神承传的关系,发挥释奠礼在增强文化认同和凝聚人心方面的功能。     

《通典》与《政典》渊源考辨

结合诸家意见来看,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的关系并非如传统看法那样密切,但也不能忽视《政典》对《通典》的影响, 《通典》仍旧是在《政典》基础上扩充和整编的政书。两书的渊源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杜佑《通典》参酌正史书志,变更了《政典》的六部分类法,将类目扩充为九门;第二,《通典》继承了《政典》的记言特点,拓展了收录“当时群士论议得失”的范围;第三, 《通典》内《兵典》《选举典》的部分内容可能直接取自《政典》。需要说明的是,《通典》并非是对《政典》的简单扩充,《政典》尚处于典制体史书的雏形阶段,可能只是分门别类,以记言为主的一部典制资料汇编,而《通典》则是一部以记叙制度沿革为要义,在内容、体例和旨趣上与《政典》迥然有别的全新史著,它的问世标志着典制体史书体裁的最终形成。     

杨时故里考辨

我国著名的理学家、闽学的创始人杨时是宋将乐人,但在明成化六年以后随着其龙湖故里管辖关系的改变,杨时也是归化县人即今明溪县人.文章针对学界杨时故里是将乐还是明溪的争论,进行翔实的考证,认为杨时故里在龙湖,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古人早有定论,是无法否定的.     

论曹丕《典论·论文》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曹丕的《典论·论文》提供了许多新内容。"诗赋欲丽"把诗赋文体的审美和娱乐功能推到极致。但作于建安末年的《典论·论文》,其主旨却是要消弭受儒家经学浸淫至深的士人的抵抗情绪,使士人与世无争,惟以著述为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