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史学者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辨析——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为中心

作为“东洋学派”与“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展开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证,二者在主要证据、结论、视角、考辨方式、论证层次上有明显差异。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白鸟库吉认为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禹贡》“九州”中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价值,顾颉刚则将其视作一个不断演化、渐趋具体化的地理学概念;白鸟库吉的考证只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因素,完全忽视地理性因素,而顾颉刚不仅考虑到五行思想的因素,而且更多地关注地理沿革;白鸟库吉把《禹贡》“九州说”当作“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相对独立,没有较强的结论指向性。     

论常任侠的东方艺术史观

常任侠在毕生的艺术史研究中提出了"劳动创造艺术"和"巫舞同源说"两个著名命题。他的东方艺术史研究从中国美术史、中国乐舞史和中外艺术交流史三个维度展开,将艺术交流与文物考古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借助现代考古学方法和艺术比较研究来建构东方艺术史的图景。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创新,开拓了东方艺术史研究的新视野,奠定了东方艺术史研究的基础,对中国当代的东方艺术史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他的东方艺术史研究,作为珍贵的艺术文献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古代东方艺术史研究的资料库,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东方艺术史奠定了文献基础。     

论刘宗周的诗歌创作

刘宗周不仅是明末著名学者,亦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刘宗周尚诚求真的诗学精神,体现出向传统儒家诗学思想的复归。其诗歌一反晚明诗坛的市井俗音与山林衲气,倡言忠义,坚守气节,境界崇高,格调沉郁,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刘宗周的"诚意说"在扭转浙东士风、重振忠孝节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亦使浙东诗风由尚个性转为尚节义。无论在哲学方面还是文学方面,刘宗周的地位与意义都不容忽视。     

略论虞翻易学

作为东汉三国时期的易学大家,虞翻承于荀爽的传统,以卦变说解《易》,其中蕴含着阴阳变易的辩证思想,而且取代了京房、《易纬》的阴阳灾异之说。除卦变说外,之正说、旁通说、互体说、半象说、卦气说、纳甲说、反对说、成既济定说等共同构成了虞翻易学的象数易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在吸收以往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总结和发展,对后世易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虞翻易学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象数形式与义理内容的矛盾更加激化,将象数易学引向了极其复杂的道路,但在其体系中又可见以道家思想解《易》的基本走势,并在客观上启发了王弼易学。     

胚胎之争的法学思考--以二审法院判决为视角

无锡胚胎继承权案将受精胚胎在法律上如何界定这一难题带入公众视野。目前学术界关于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有主体说、客体说、中介说三种观点,以中介说为通说。二审法院从监管、处置权的角度做出判决可谓独辟蹊径,但对于本案中胚胎的性质、能否继承、当事人的请求权基础何在等实质性问题却予以回避。对受精胚胎的认识首先需要从其生物学本质出发,同时结合伦理道德、法律实践及大众认知等多个因素予以考虑。从受精胚胎发展的不同阶段出发,采客体说,将本案受精胚胎认定为可予继承的物,才能使当事人拥有请求权基础以及顺利承继合同利益,也是平息各方争议的最佳选择。     

"三元"说之宗宋及其诗学价值指向

"三元"说是陈衍针对今人强分唐宋诗与扬唐抑宋的诗学观所提出的诗学纠偏策略.它以三元皆盛之论,将唐宋诗并列,同时又立足于宋诗,特别以杜、韩、黄为重心,突出宋诗对唐诗的创变与突破,从而确立宋诗地位与特征,对扬唐抑宋诗学观进行纠偏.这一诗学之根本,不在纠缠于诗歌诗艺形式上的高下判别,而关注内容精神之追求.以提倡变风变雅、振兴诗教为旨归,寄寓着关注现实人生的重要的诗学思想.     

周永年对《四库全书》的贡献

周永年是清代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一生孜孜矻矻,数十年如一日,献身于文化事业。本文主要从倡导“儒藏说”推动《四库全书》的纂修;校勘《永乐大典》;分任《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三个方面论述他对《四库全书》的贡献。     

反差视角下的《说岳全传》牛皋形象研究

明清长篇章回小说擅长运用反差手法打破人物刻板印象,武将形象因此往往得以呈现有别于史书记载的可爱活泼诙谐的特质,这一点在《说岳全传》牛皋身上有集中体现。本文以反差视角审视牛皋,发现他的可爱特点一方面源于外部环境与人物自身行为抉择之间的反差,另一方面源于人物身份地位和言谈举止的反差。进而提出,有“反差”未必就能达到可爱效果,书写过程还需牢牢把握两个关键原则：一是要注意突出人物行动的利他性和道德感;二是要在相关情节处理上强化喜剧色彩,淡化悲剧色彩。以结构主义观之,此种反差书写策略具有多重艺术效果,不仅为牛皋形象增色,也助力了岳飞形象的构建,有效充盈了文本的文化内涵。     

晏子说辩的逻辑艺术

晏子的说辩,符合事理,合乎逻辑,思维缜密,运思巧妙,推理严谨。各种逻辑推理形式和论证方法,在晏子那里不仅运用得得心应手,而且极富创造性。晏子的说辩中,既有引经据典的演绎推理,又有借古讽今的归纳法、类比法的精彩运用。其中,“类比推理”、“假言推理”、“二难推理”和“归谬法”等推理形式和论证方法的运用尤为成功而值得称道。其逻辑推论的技巧很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     

“讽谏”“诗教”与《毛诗》的兴衰

汉代《毛诗》主“讽谏说”,不主“诗教说”。它提倡的讽谏精神对唐代至北宋诗歌产生了极大影响。朱熹作《诗集传》,“诗教说”兴而《毛诗》废。它对元明清诗歌影响巨大。《毛诗》兴衰与古典诗歌盛衰合拍,成为贯穿诗歌史的一根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