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引领:中西部留守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力机制探析——基于陕西扶风X村村干部职业化实践的考察

既有研究难以对中西部留守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实践背后的动力机制问题做出有效解释。基于陕西扶风X村村干部职业化实践的调研表明：“治理事务”和“治理资源”是内在决定基层组织形态和村干部角色的两大基础性变量。研究发现：以X村为代表的中西部留守型农村，村庄内生性治理事务有限，且村庄集体经济空壳化明显，不具备村干部职业化的内生需求和经济基础。近年来，随着治理任务密集下沉，村级治理事务密集且频发，对村干部职业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加之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多，部分地区具备了支付村干部职业化所产生的组织成本的经济能力，走向了村干部职业化道路。但当中“政治引领”特征突出，这与中西部绝大多数普通农村村庄基础并不匹配，因此村干部职业化并非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论彝族土司制度的实施与完善

土司制度贯穿元、明两代。元代全面实行土司制度，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一种“土流并治”的格局。但土司制度在封建王 朝统治者心目中，只是一种手段、一种安抚边疆民族地区的权宜之计。土司制度在明代达到鼎盛时期。明代的土司政权在政 治组织形式上已经被纳入了明王朝中央集权的统一管理，而在土司的统治区域内，在政治、经济结构上仍然保留了地方的民族 特点。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对西南彝族地区的进一步加强，逐步开始了所谓的“改土归流。”     

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

中国作为“复杂共同体”，多民族交融共生，发展至今，实力日强。究其原因，文化的贡献不可低估。各族人民共同书写历史，交流互动，碰撞和亲，争做“正统”。以汉语汉字为代表的多种语言文字，或形声意相济，或约定俗成，音声表心，多体并存，互鉴互容。各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互嵌的民族生态，形成了重叠共识的价值观，其核心是“三生无限”的兼和思想。厚德载物，由二生三，兼和相济，互补共生，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持续光大的思想和实践动力。     

均衡城市化理论假说及其现实意义

均衡城市化是指生产要素及政府公共资源在满足经济效率与社会平等要求基础上的空间配置合理化过程，特别是指人口在城、镇与乡之间布局的合理化过程。以往把人口布局划分为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空间资源配置理论忽视了市镇与人口半稠密区的发展，不利于科学认识城乡协调发展的问题。中国均衡城市化的短板是市镇与人口半稠密区的发展不充分，表现为建制镇建设明显滞后及农户就近兼业困难。补足中国均衡城市化的短板需要坚定支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系统调整国家相关政策。     

“以经术为治术”:兼综汉宋视野下魏源的今文经学

“兼综汉宋”思潮在道咸之世兴起的同时，“经世”之学重新为学界所重视。魏源立足于常州学派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经世”,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由于其“微言大义”是求之“语言文字”,便失去了崇高的玄妙感，于是不得不“以天为本”,为其“经术”建构道德形上学。但魏源在建构道德形上学时，相较于“尊德性”,更倾向于“道问学”的工夫论，加之以“道”与“势”的关系来讨论“复古”与“变古”的抉择问题，最终魏源的“以天为本”吊诡地又回到了“经术”。     

关注情感 拨动心弦——构建阅读教学的情感世界

七彩缤纷的小学语文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小河,她清凌凌的、潺潺地流淌在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之中,流淌在学生的心田。前苏联霍姆林斯基曾说:"情感如同肥沃的土壤,知识的种子就播撒在这块土地上。"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这块土壤中,一篇篇课文或写人或状物,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或写景,无一不是文质兼美,富含着丰富的情感,蕴藏着大量的情感因素。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