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论大臣之道及其当代政治意蕴

站在治国理政的角度,王夫之认为"正"乃大臣之自我规定,体现为德行的高尚与才干的非凡。大臣之道本质上就是"正"之道、德才兼备之道。王夫之分别从大臣的政治品质、立朝之道与行政之道三个方面对大臣之道作了具体的阐发。王夫之的大臣之道,对于当前政治建设中的领导干部应当具有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和政治素质,如何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权力以及选拔干部时的标准要求等,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孔子:大地上的行道者——从人类生存的整体性理解孔子思想

孔子预设了当下世界中人类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绝对性,在天命所照耀、先王伟大传统所灌注的人类整体性存在的视域内,将"仁"显明为人类群体秩序建构的内在亲和力,将"礼"提升为人类群体生存的本质形式,从而为人类整体性存在赋予一种来自天命的神圣辉光,并以自己的亲身践履为身后的大众启示了一条通向人类尊严的大道;他促成了道德标准的内在化,催生了以"行道"为职志、以"圣人"为人格理想的士人阶层,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在群体中成就自我的方式和途径;他"下学上达"的天命观照亮了人性的幽暗和文化的永恒,开启了人性、物性与天道相贯通的途径,为天下一体的人类礼仪性存在赋予无可置疑的神圣性,标志着即将进入文化勃发期的中华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觉知和对未来的祈愿。     

超越相对:试析《庄子》的三个悖论

<庄子>名相的悖论揭示了名相的相对性与互易性,是非的悖论揭示出是非判断因"成心"而具有的不确定性,仁义的悖论揭示了儒家道德价值对人之存在方式的有限设定.<庄子>三个悖论的意义就在于揭示相对视野的缺陷与不足,并成为超越相对视野、朗显绝对之道的手段.     

新罗花郎道之思想特色及其审美趋向

朝鲜古代三国中期以后,新罗人及时敏锐地意识到更新意识形态的必要性。他们将从中国借鉴来的儒、佛、道思想与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糅合在一起,用于构筑自己独特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新罗花郎道呈现出多重复杂的内外结构。新罗人以人美为美,而这种“人美”以人内在的真、善、美和外在的容貌美、才质美为核心。这样的人物品藻之风,真实地反映着那个时代新罗人的人物评价机制和思想文化风貌,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美学意义。     

《青玉案·和贺方回韵》作者考

唐圭璋先生<全宋词>所收<青玉案·和贺方回韵>"三年枕上吴中路.遣黄耳、随君去.若到松江呼小渡.莫惊鸥鹭,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辋川图上看春暮.常记高人右丞句.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一词,互见于苏轼、姚述尧、蒋璨三人名下.钱建状<(东坡词)误收之(青玉案)作者考>(<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一文,仅据"老子"一词,就推定此词非姚进道所作,过于武断.     

佛教伪史《汉法本内传》与佛道论争

<汉法本内传>是一部成书于佛道论争异常激烈的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伪史著作.它不但完善了汉明求法这一传说,而且融入了另一部佛教伪史著作<周书异记>的主要内容;既继承了这一为时人信服的佛教来华传说,又突破了其原有的主题,增加了佛陀先于老子、佛教优于道教的信息.在叙述佛道斗法时,<汉法本内传>借鉴了佛经中佛陀与六师外道斗法的叙事框架和结构.<汉法本内传>中还有明显的佛道论争和佛讲的痕迹.     

《东坡易传》与苏轼的哲学思想

苏轼所建构的思想体系,以《东坡易传》为基干,会通诸家,以儒为本,重视生命的价值,提倡人性的自由,追求旷达的人生境界,表现出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同时,融通三教,崇情抑性,重利致用,推自然之理,明人事之功,这是苏轼哲学思想的基点。     

唐代河东承天军史实寻踪——以五份碑志资料为中心

被传世文献忽略的唐代河东承天军的历史踪迹在几份唐朝碑志中留下痕迹,通过碑志与文献的互证,可以发现河东承天军是在唐朝河朔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后组建而成,其兵数消长、军职编制以及战略地位的变化,反映着唐政府与河朔藩镇之间的微妙关系.尤其是前后相差十年的唐<承天军城记>与唐<妒神颂>二碑所保存承天军较为完整的武职题名,介于开元兵制向藩镇兵制过渡的关键时期,对考察唐朝基层兵制的变化轨迹有着相当学术价值,值得学界充分重视.     

郑观应"道器"、"体用"论及其评价

郑观应"道器"与"体用"论属于两组不同概念,两者异同并存.其中,"道"的范围要比"体"的范围广,"体"主要指政教制度,而"道"除了政教制度,还包括伦理道德."器"和"用"则相同,指持艺.郑观应"道器"、"体用"论与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差别,在于两人对西方宪政等根本制度认知不同.郑观应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其最大的历史价值在于启蒙.     

为何是“道”

文章旨在探讨《老子》为何将“吾不知其名”的“天下母”“强字之曰道”。通过梳理文本中“道”字所需承担的创生性、规律性和法则性三种功能,以及追溯《老子》之前“道”字的已有内涵,我们确证两者之间存在符合关系。“帝”与“天”在充当至上概念时所暴露出的人格性、具象性以及外在干预性等缺陷,使它们丧失了与“道”竞争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