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的学术贡献

本文对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评述 ,归纳分析了其中的三大重要学术成就 ,即对《文心雕龙》论文之根本的理解把握、对刘勰基本文学原理的细致剖析以及对《文心雕龙》之现实针对性的深刻揭示。这些理论成果标志着现代《文心雕龙》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西语言观的差异与审美境界的生成

本文从中西哲学对道的不同理解入手 ,试图为中西古代语言观的差异找到原因。在西方 ,无论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逻各斯 (Logos)与神的隐性统一 ,还是中世纪的“Word”的“三位一体” ,都体现出强烈的神本体论倾向 ,而语言作为神性的集中表现 ,它就是神的现实化。因此 ,西方近代以前的神本体论实际上和语言本体论并行不悖 ,语言在西方具有本体意义 ,语言和道契合无间。但是在中国 ,以“道法自然”为基础的自然本体论对语言的重要性只是作了有限的强调 ,认为语言与道之间有差距 ,这种差距甚至要通过“象”来沟通 ,以此为基础产生了中国古代对审美境界的探讨。审美境界 ,是以言、象为基础 ,以超越为手段 ,以道为旨归 ,以“游”、“忘”为心理特征的生成性心理空间。     

北魏道武帝对汉士人的任用

道武自立国后,积极延纳汉士人,随才任用,汉士人在北魏仿汉制建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有的汉士人权力一度显要,在政权结构中有一定影响力。但当时军事为根本,汉士人在军国大事决策中不起多大作用,在军事方面更几乎无所作为,只是拓跋政权的附庸,所以不能对汉士人的地位和作用估计过高。二者之间有矛盾,但不能夸大,有的仅是个人性的。利益一致性之处使他们有合作,但仅仅是潜层次的。     

从杨振宁的治学经历看大学生的成才之道

杨振宁是著名物理学家 ,获诺贝尔物理奖 ,他的治学经历在思维方式、治学方法、研究风格等方面给大学生成才以极大启示。     

孔孟的“向耻而在”与“成人之道”

孔子道德建构指向着“成人”（理想人格）。成人的品格既有理性自觉（知）的方面,同时又有以仁为核心的诸情意之维。如何获得这些品格,这是孔子所要解决的大问题。在孔子的道德建构中,“耻”发挥着转换中介的作用,外在的规范（礼等）为主体了解后,经过“耻”的认同与呵护,才能为主体所接受与固有,从而成为主体实有诸己的德性。“耻”概念在孟子的“四端”说中得以进一步的发挥,“羞恶之心”概念表明孟子已把“耻”定位为人性之一端,从而为主体接受外在规范提供了内在根据。从孔子对内向性“耻”的重视到孟子对内在性“差恶之心”的宏扬,这条思路无疑为“成人之道”提供了独具特色的解决模式。     

冯友兰境界说的道儒思想辨析

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理论主要是从道家和儒家那里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具体地说,他所倡导的最高境界即天地境界主要是道家的,他所倡导的次高境界即道德境界主要是儒家的。有鉴于此,笔者极不赞同把冯友兰归入新儒家,因为,与其把他归入新儒家,还不如把他归入新道家,既然他最为推崇的东西是道家的。当然,较为公允的提法应是：冯友兰先生是一位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各家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家     

儒、墨、道、法“治平”思想对照研究

儒、墨、道、法四大流派是中国古代“治国平天下”理论的主要创制者。他们的“治平”理论具体化为“治平宗旨”、“目标模式”、“方法策略”,既各不相同,异彩纷呈,又传承互补,共同汇聚为中国古代基本完备的传统治理理论,构成华夏传统文化的一大主题     

出土文献所见秦汉“道”政区演变

本文利用近三十年发现的出土文献,对秦汉“道”政区演变进行分析。文章指出,目前明确可知秦代至少设置12道。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至少载录23道,反映了吕后初年汉朝直辖区域“道”之设置与长官秩禄级别。依据《秩律》推知,秦道长官皆称令,秩级为六百石。西汉初年增置五百石秩级的道,道长官称谓出现令、长之别。西汉中期以后道长官秩级进一步降低,以道长为主。相较于县,道之长官秩级普遍偏低。道始创时间约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与秦国伐灭义渠戎后管理众多内附游牧民族有关。秦汉道的数量和地域分布十分稳定。战国末年至汉初,道皆设置于秦国旧地边疆,不在六国故地置道。只有汉初的长沙国为了应对南越国军事进攻,在湘水上游置道。汉武帝以后,不再于新开拓的边疆地区置道,道之地域分布格局最终奠定。秦道的数量不超过20个,西汉道的数量不断增加,至哀帝时期达到峰值,随后数量逐步降低。     

"说不可说之神秘"的"重玄之道"——成玄英重玄学话语策略与思想底蕴总论

以“重玄”名家的唐初学者成玄英的老庄注疏不是音韵训诂的朴学,而是侧重于义理上切身领悟、大力承继老庄置身于“在世之在”的特定语境而阐发的对人生根本困境的“终极关切”、“真精神”,是对原始道家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这种解读以道为本,援佛入道,将“玄之又玄”的老庄道家之道“创造性地误读”为一种历史新范式─—“重玄之道”。其思想底蕴乃为排谴“在世之在”存在论的悖谬与苦痛。     

卫礼贤与“道”——《中国哲学导论》中“道”的一词多译之探究

本文通过对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卫礼贤的最后一部哲学论著《中国哲学导论》(1929)的翻译和研究,整理归纳了卫礼贤对中国哲学的核心词“道”的五种不同译法,深入剖析了他如何用“一词多译”的方法,对中国哲学史上不同文本、不同哲学家、不同时代及不同思想维度中的“道”进行诠释。同时,本文以术语学(Terminologie)为研究方法,聚焦于卫礼贤用来翻译“道”的几个德语哲学术语,并对这些词汇进行溯源。以此为切入点,本文分析了卫礼贤作为对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均有深刻理解的汉学家,有意识地从跨文化比较哲学的角度出发,将“道”转换为德国哲学中与之相匹配的哲学概念,并将其介绍给德国思想界的路径。重新审视卫礼贤对“道”的“一词多译”,在加强当今中外文化互鉴和中文著作外译方面具有积极且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