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佛教对身心保健与疾患防护的看法——以《阿含经》与《佛说佛医经》为主

身心健康是修道过程中自利利他的要件,因此维护身心健康的医药保健之学,自然会受到佛教的重视.在本文中.依<阿含经>"苦、集、灭、道"的四谛总纲,将病苦归诸四谛中的苦谛(八苦之一),依此一生命哲学的架构,来论述佛教对疾病预防、医药保健的看法,亦即善知疾病之苦(现状)、苦集(原因)、苦灭(目标)与苦灭道(方法).生命是物质和精神的统合,也是身与心的统合.疾病即是"四大不调",须要对症下药,调和四大以治身.而"四大不调"虽是生理现象,但是生理现象的形成,依然是因缘生法,有着身心交感、环境影响、业力牵引等等复杂因缘.环境牵涉到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大都无法操之在己.但身心交感、业力牵引,就与个人的作为有密切关系.情绪因烦恼而起伏,身体因嗜欲而伤损.病从身出,身依业起,业由惑生,惑唯心造,因此,心为病本.治本就要治心.依三增上学、八正道以治心,这正是佛教医学的精华所在.     

从不担心被“裁”的人

“努力提升自己，才是最可靠的成功之道。”这是香格里拉宴会厅经理康杰从自己11年的工作经历中得出的结论。     

不同的世界与不同的爱:从“濠梁之辩”看庄、惠殊途

濠梁之辩以惠子之问开端,惠子质疑类与类之间相知的可能性,庄子则以人与人之间相知是否可能的问题来试图化解惠子的辩难,然而惠子复以质疑个体与个体之间相知的可能性反诘庄子;濠梁之辩以庄子之答结束,然而庄子之答的逻辑存在片面性,若从另一角度解释,也可认为其是庄子对惠子的姑且之答。庄子承认个体之间的差异,但又认为万物通过道而得以整合;在道境观照下,庄子所言的鱼之乐,既不是与道体合一的纯粹抽象的感受,也不是鱼自身所体验的感受,而是两者相融的特殊精神形态。惠子虽然言"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但其所见的"天地一体"实则是平铺的一体,其所言的"泛爱万物"实则是机械地爱物。惠子"以形观形"的思维方式与庄子"以性观性"的道境视野相别殊甚。     

在道境中的超越——略论庄子的心灵深度

庄子有着一颗深邃的“心”，他努力地在心灵深处铺就着一条走向绝对自由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通过“坐忘”——“心斋”——“守神”的澄明工夫将心灵虚无化，进而使其在与“道”契合无间的过程中实现在道境中的游心逍遥。     

程恩泽诗宗韩、黄与道咸诗风

程恩泽诗宗韩、黄而倡导宋诗,以黄从韩出,并无所悖,而归于宗韩。论诗主张学问考据,与黄庭坚诗学同中有异。韩愈以文为诗而恣叙述议论,宋人学之,程诗兼习韩、宋,益为敷衍;近体多学山谷造语,亦存义山影迹;古体以文为诗,资于想象学问,学韩最为有得。道咸祁寯藻与之同调,何绍基、莫有芝、曾国藩无不沾溉,而郑珍最守程门师学,成就最巨。     

秘书是本什么“书”

秘书是宣言书 当秘书，高明就高明在他们熟谙中国的为人之道：“士为知己者死”。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秘书，第一要务就是向领导表忠心、尽全责。虽不需要什么宣誓形式，但每一个毕恭毕敬的秘书，都在向自己的“主子”发出无声的忠诚宣言，每一个忠心耿耿的秘书，也必然会有一个前程似锦的仕途。     

孟子内圣之道探赜

每个人本来具有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是内圣之道的入手处,而此四心所本即为至善之心.体悟至善之心要从修心、知言、养气上下手,内圣之道由浅而深的六个次第是:善、信、美、大、圣、神.     

从注重历史的自然之道走向强调史家的心性之理——20世纪以来欧美史学理论的转变

史学中蕴涵着核心精神,可谓史学的灵魂,在不同学者那里或是＂历史哲学＂,或作＂史学观念＂,也称＂史学思想＂,抑为＂史学理论＂。20世纪以来西方的史学理论,有着从注重历史的自然之     

探寻公共行政道德化发展的价值基础——基于制度伦理视角的分析与思考

推动公共行政现代发展的救赎之路是制度伦理建设的出场,要通过制度伦理的引导和规范来促进公务员自我道德人格的养成,推动公共行政道德化的新发展,实现人们对新一轮政府改革的共同期待。     

新仁学探讨

仁学是孔子儒学的精华所在,最具长久和普遍意义,也是儒学实现当代转型中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新仁学接续孔子仁学的源头活水,突出其人生哲学、护养生命的本色,广引诸家之精要,吸纳西学之优长,多角度展开"仁"的丰富内涵,重点阐述三大命题: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新仁学针对当代人生困境、社会功利化趋势、国民教育弊端、文明冲突加剧的现实,展示对治的仁学智慧,企望为地球村提供一种东方的新人文主义,其目标是使仁爱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和最高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