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常量红利界的经典风险模型及其最优红利界的De Vylder估计方法

对于具有分红性质的保险产品或是进行了股份制改革的保险公司来说,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确定其红利策略,使得投保人或股东利益最大化.在实际中,关于个体索赔额分布的信息一般是不能完全得到的.文章研究了具有常量红利界的经典风险模型,利用个体索赔额分布的前几阶矩得到最优红利界的De Vvlder估计方法.     

体系解释的反思与重构

体系解释作为通过建立理解的语境进行解释的法律方法,遭遇到解释学循环的难题.通过对体系解释进行诠释学的反思,体系解释中的解释学循环由方法论走向了本体论,体系解释的过程势必是解释者前理解结构参与下的理解过程,成为理解的螺旋上升过程.因此,体系解释所依赖的法律体系势必是需要解释者进行价值评价的开放体系,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法律文本含义的稳定性,从而以读者权威取代文本权威.为维护法律文本的权威,体系解释的目标则由法律文本的协调性走向解释者价值评价的融贯性,要求解释者采取一种建设性的解释态度.     

唐代官员不愿外任刺史原因新探

唐代官员不愿外任刺史,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学术界通常的观点认为,唐代官场存在着较为浓厚的重京官轻外职的风气,是造成官员不愿担任刺史等地方官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并无不妥,但不全面.笔者认为,官员是否愿意外任刺史,与将要赴任之地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之优劣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政府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西安市的实证研究

根据西安市1988—2006年间的数据建立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下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西安市农业经济增长贡献显著,并且其作用远大于非基础设施投资的贡献,表明政府的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是西安市农业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对西安市政府近期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重点方向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上博楚简《内礼》与《曾子》十篇

楚竹简《内礼》的面世,表明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确为先秦文献。比较《内礼》与《曾子》,可为考察《曾子》一书的编订、流传情况提供助益。     

利用MATLAB实现梁内力图、挠曲线的自动绘制

本文利用材料力学中的奇异函数法推倒出梁剪力、弯矩、挠度、转角的通用公式,借助科学计算语言MATLAB编制了几类载荷作用下计算梁的剪力、弯矩、挠度的通用程序,并将这一程序用于梁的内力图和挠曲线的绘制。上述方法可以快速、高效、准确地进行图线的绘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实用性。为材料力学的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浅谈小麦锈病的危害症状及防治方法

小麦锈病为害症状:条锈主要为害小麦叶片,也可为害叶鞘、茎秆、穗部、夏孢子堆在叶片上排列呈虚线状,鲜黄色,孢子堆小,长椭圆形,孢子堆破裂后散出粉状孢子。叶锈主要为害叶片,叶鞘和茎秆上     

《洪堡的礼物》中“内聚焦”叙事模式探究

索尔·贝娄的小说视角常采用独白的形式,叙述者处于被动地位,这种独特叙事视角在其代表作之一《洪堡的礼物》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作者索尔·贝娄将叙述中心置于故事叙述者查理·西特林的意识中,全力刻画聚焦主体,充分运用“内聚焦”的叙事手法——固定式内聚焦、不定式内聚焦和多重式内聚焦,让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关注着自己的过去,追问着生存的意义.贝娄通过不断变换聚焦者的时空位置来感知叙述声音,进而妥善处理叙述者西特林的视野,客观分析叙述者的思想和感受.借用叙事视角变化的互补关系排除各种不可靠因素,减少读者认识上的偏差,彰显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从而赋予小说极强的互文性.     

新疆内职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对策

新疆内职班教育一直是各省市的教育重点,内职班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关调查表明,内职班的学生在性别上和其他项目上都存在差异,孤独感、自责和学习焦虑是造成新疆内职班学生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本文就新疆内职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效应的社会福利标准——理论基础、函数测量及其缺陷

经济活动可以通过社会福利判断其效应,资本流动效应则在麦克道格尔模型中得到解释和衡量。国际直接投资作为资本流动的一种特殊经济活动方式,其收入分配效应的福利判断,可以建立在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效应的社会福利变化,通过柏格森—萨缪尔森方程的变化,在两人两商品的简化模型中,用国际直接投资变量加入前后的差值加以确定。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的计量模型测定提供了基础,可以充分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测定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效应所引起的社会福利变化。但就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演变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效应的福利经济学基础及函数测算,在前提假定及逻辑演变中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效用的主观性、外部性产生的福利变化、帕累托最优判断的冲突性问题以及社会福利的合成谬误。因此,国际直接投资收入分配效应的理论运用和实际测算应关注前提假定可能带来的风险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