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独立董事制度

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英美国家 ,近年来 ,我国也逐渐引入这一制度 ,试图解决上市公司治理问题。但这一制度究竟在我国适用与否 ,本文试从独立董事制度引入的背景和实施成本 ,这一制度在国外实践的情况和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政策框架下的作用 ,以及具体制度设计中的问题等四个方面提出质疑。     

集团企业财务集中相关问题的研究

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和个案分析法,在对某大型通信企业省级财务集中管理实施案例进行总体介绍的基础上,通过对其省级财务集中实施方案的分析,对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试图通过具体案例分析的方式,从更具有实践意义的角度出发,为我国企业实施财务集中管理提供有价值的案例参考。     

维基解密:睁开监控政治诚信的眼睛

2010年下半年爆发的维基解密事件,不仅标志着个人行为体对国际政治的全面介入,更宣告了全球化时代公民社会的初步成型。以揭露政府及企业腐败行为起家、看似屡屡不按政治常理出牌的     

外部治理：控制“内部人控制”的初始逻辑

公司治理改革加快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进程,但是中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初始制度安排、特点和改革路径表明,控制公司治理中的"内部人控制",其初始逻辑应当是从公司外部的制度环境、监督机制上加大治理的力度,以不断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我国企业年金性质的扭曲与矫正

我国企业年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被作为发放现金福利的工具和洗钱的手段,违背了其补充基本养老保险的初衷,发生了性质上的扭曲,企业年金立法的不完善、举办企业所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和短期行为以及企业年金市场上的"倒逼"行为是造成我国企业年金性质扭曲的主要因素.     

“内部人”与“外部人”的交叉视角的研究尝试——奥斯古德与李安宅1938年在昆明高峣村

1936年李安宅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期间，结识了耶鲁大学皮博蒂博物馆（Yale Peabody Museum）馆员奥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两人商讨和制定了在李安宅的河北农村老家和奥斯古德在美国佛蒙特州家乡的乡村，采用“内部人”和“外部人”交叉的视角进行人类学研究的计划。1938年奥斯古德按约前往中国。由于其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之际，原定河北的调查计划无法进行。于是两人在抗战后方——云南昆明的高峣村合作调查。25年后奥斯古德在美国出版了这次人类学调查的成果《Village Life in Old China: A Community Study of Kao Yao, Yunnan》。对于李安宅来说，高峣田野的经历以及他与奥斯古德共同制定的研究计划和思路，对其今后的学术之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在其后的研究中将内外交叉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贯彻始终。     

大学治理进程中高校教师主体地位建构——交往行动理论视角

行政人员与教师是大学治理的两大核心主体,大学治理目标实现的关键就在于促成两大主体间有效的交往行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提出有效交往的四个必要条件,即可理解性、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以该理论为视角审视行政人员与教师间的交往行动,发现群体间的文化冲突、大学管理的内卷化及内部人控制问题等原因导致教师地位边缘化,两大主体并没有形成有效交往。通过制度保障、组织依托、文化支撑三个层面的建设以期重塑教师在大学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论国有企业集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企业集团作为一种主要的现代经济组织,1990年代以来在我国得到了广泛推行,在提高企业综合竞争力和经济效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有不少大型国有企业集团还普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影响到企业自身的效益和发展.针对这一情况,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别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显得很有必要.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公司治理效应的实证分析

国内公司控制权市场对公司高管人员总体上无明显的更替作用.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大多是绩差公司,且转移前后的高管变动与企业绩效无明显相关关系."二元经理人市场"仍居于主导地位.控制权转移后,企业更处于超强的内部人控制状态.我国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未能发挥相应的公司治理效应.     

公司章程中的反收购条款：价值创造还是私利攫取?

运用文本分析技术构建中国上市公司反收购条款数据库，从企业投资的视角出发考察反收购条款可能存在的价值创造假说和私利攫取假说.研究发现：总体上，反收购条款的私利攫取假说成立，即设置反收购条款的企业管理层倾向于谋求“帝国建造”的过度投资而非享受“安逸生活”的投资不足；机制检验发现，反收购条款会加剧企业内部人控制进而影响企业投资行为；进一步地，当企业设置反收购效应较强条款、事前防御条款和巩固管理层职位条款时，反收购条款的私利攫取效应更为显著；在家族企业中设置反收购条款存在价值创造效应，而在其他民营企业、股权分散企业或无实际控制人企业中设置的反收购条款却发挥着私利攫取效应.本文揭示了公司章程条款对实体经济行为的影响路径，为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和推动公司治理完善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