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财政政策在维护社会稳定、收入再分配、保持经济稳定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调控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我们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各国财政政策的执行方式主要是政府预算和政府税收。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对财政的支出与收入实行分配,即赤字财政政策或紧缩财政政策。在税制比较发达的国家,     

中西文化交汇与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西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兴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儒教复兴运动。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虽明显受中国本土的孔教运动影响,但与康有为试图借助政治的力量将孔教定为国教不同,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走的是民间化的道路。基于新华社会多元的语言状况,儒教复兴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运用中英双语来推广儒学。受新加坡地区浓郁的宗教氛围影响,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以构建儒教为要旨,力图整合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信仰,并通过与基督教的论争来完善理论体系的建构。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起,是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儒学在宋明理学之后第二次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实证测算与方案模拟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与资本收入份额的显著提高密不可分,评估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并适时进行课税调整刻不容缓。基于CHFS2013数据,采用修正的MT指数和效应分解方法,对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整体收入调节效果甚微,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税阶层累退性十分明显;同时,基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趋势,结合14种课税方案的再分配效应模拟,选择将个人利息、股息和红利收入以及财产转让收入一同与劳动收入纳入"大综合"范畴,将财产租赁收入放在"小分类"类别的半综合征税模式,可作为中国下一步个税改革的优化选择。     

神圣与内在:藏族农民洁净观念的文化诠释

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和文献资料对藏族的洁净观念进行了初步的文化解读,认为宗教的神圣原则和内外有别的原则是藏族社会,特别是藏族农村社会具有普遍性的关于洁净的两个基本原则,把握这两个原则将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藏族社会与文化.     

政府:一个公正社会不可或缺的角色——关于政府再分配职能正当性的思考

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是人类的理想。在实现这一理想的过程中,政府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一个优良的政府不仅是善治的政府,而且也必须是能够维系社会公正的政府。政府的再分配职能,不仅能够为公民身份具有实质意义创造各种条件,而且也能延缓或减少自然秩序中的不平等因素与偶然性因素对人类命运的影响,改善政治共同体公民之间的关系,建构合理的政治秩序;不仅有助于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境遇,而且也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成员低成本地和谐共处。政府再分配职能的正当性,体现在它力图构建一个公正社会的良善意图与行动之中,它为公民有尊严地生活提供了可能性,也超越了市场形式正义与丛林法则,减少了政治不作为可能带来的改变社会结构的暴力行动。政府以实现社会公正为目的的再分配行为,决不像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必然使人类通往奴役之路,恰恰相反,它是迈向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与儒道的相互借鉴与影响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具有长时段历史意义并改变中国固有文化结构的文化传播活动。从重复性博弈来看,佛教以合作盈余、优势互补、最小最大相对让步等策略与儒道等文化形态进行长期博弈,逐步实现了中国化;从演化博弈来看,外来佛教与本土儒道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相互模仿,并不断淘汰其不适应中国化的传播策略;从脱嵌论来看,外来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和社会现实相结合是以文化脱嵌—文化再嵌—切入文化弹性嵌体的方式实现的;从增长本质来看,佛教中国化是一个能够持续为中国人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和精神生活提供有效信息的漫长进程。     

土地经营权再流转中的“承包方书面同意”

为助推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需对土地经营权再流转中“承包方书面同意”的法效力进行解读。理论界对此观点不一,将未取得此项同意的土地经营权再流转合同界定为无效、成立但未生效、有效、有效但承包方有解除权者皆有,司法实践更是呈现一派裁判乱象。土地经营权的本质系可入市交易的财产权,这决定了其再流转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存在实质区别。土地经营权再流转具有不同形式,不能简单适用债权债务概括移转规则。“承包方书面同意”的制度意旨在于保护承包方权益,但不应作为土地经营权再流转合同的法定生效要件。对违反者,承包方可解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并请求土地经营权人承担违约责任,但承包方对土地经营权再流转合同无解除权。解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法效果因农地的实际占有状况而有差异,若农地仍由土地经营权人实际占有,则承包方可要求其返还;若农地已由次受让人占有,则无权要求其返还,但可请求土地经营权人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