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地所有权制度的变迁与创新

历史上,我国农地经历了从原始公有制向国有制再到私有制的变迁,而建国后则经历了从耕者有其田到集体所有的变迁。文章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我国农地所有权制度的变迁作了分析,并为《物权法》的制定、当前集体农地所有权制度创新提出了建议。     

我国农地转用中的土地收益分配实证研究——基于昆山、桐城、新都三地的抽样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农地转用项目进行抽样调查,对我国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征地补偿、初次土地增值收益和二次土地增值收益进行了实证分析。调查研究表明,与土地增值收益和土地供应价格相比,征地补偿的具体执行标准显得过低,导致政府可取得的土地增值收益空间过大,并且土地增值收益主要集中在县、市级政府,绝大部分用于城市建设和城市土地开发。文章提出,在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积极探索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的农地转用制度和公正的征地补偿机制的同时,必须改革和完善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土地税费体系,规范土地有偿出让收益的使用和管理,加快建立和完善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专项管理制度。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从两难到双赢

城市化与工业化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而现阶段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就是农地资源的非农化。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农地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农地进行保护。将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由两难的境地转变为双赢的局面,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农地保护政策的执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寻找合理农地非农化的数量出发,提出了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的概念,并将其与实际非农化过程结合起来,把现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数量细分为代价性损失、过度性损失Ⅰ和过度性损失Ⅱ。然后通过生产函数模型估计土地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边际效益曲线,计算出1989~2003年间中国农地非农化的代价性损失比例为33.4%,过度性损失I比例为44.9%,过度性损失Ⅱ的比例为21.7%。结合可操作性,得到中国1989~2003年期间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应该为不超过实际非农化数量的78.3%。过度性损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对土地市场价格的干预,因此文章提出为了减少农地非农化的过度性损失,应该加快完善国有土地市场体系,减少对土地价格的行政干预等政策建议。     

确权和调整化解了农地纠纷吗?——基于7省村级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对全国东、中、西部7省190个村庄的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一轮土地确权及土地调整对农村土地纠纷的影响。研究表明:(1)土地确权在明晰农地产权、赋予农民权能的同时,也显化了农村长久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激发农民解决各种土地权属争议的诉求,引发矛盾与纠纷;(2)土地调整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庄人地资源配置不均的矛盾,但带来的农地产权不稳定也易引发利益、权属等纠纷;(3)村庄的纠纷调处能力对土地纠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人均耕地资源越多、户主平均年龄越高发生土地纠纷的可能性越高,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村庄土地纠纷发生的概率显著高于东部。由此提出政策建议:第一,鉴于土地确权有激发纠纷的风险,各地在确权过程中应有效规避风险:一方面不搞“一刀切”,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地确定确权时点,另一方面在土地关系复杂、矛盾较多、确地难度大的地区,尝试探索“确权确股不确地”模式。第二,保障农村地权稳定,落实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同时加强政策宣传,提高村干部和农民维法意识。第三,构建多元化农地纠纷解决机制,提高各方应对和调处纠纷的能力,及时根除纠纷隐患。     

不同规模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研究

以南阳市427户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对三类不同土地规模农户的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房屋价值、社会资本、对贷款政策了解度及土地规模差异均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收入与房屋价值是影响不同土地规模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的共同因素,土地规模是影响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最为直接的关键性因素,随着土地规模增加,金融机构贷款审批更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程度、社会资本和风险保障措施。     

农地流转与农户金融需求

以四川省为例,基于647份农户调查数据,从农地流转、农户基本情况、农户经营特征、农村金融市场特征4个方面运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其对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方向及强度,分析农地流转背景下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行为带来农户金融需求分化趋势,农地流转价格过快上涨对农户金融需求有明显抑制作用,加快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已经十分紧迫,农户普遍面临缺乏抵押融资能力的困境。农地流转对农户金融需求的分化性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我国农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极为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之上,重点针对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农户进行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有效满足其不断增长的金融需求,则是当前我国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必须破解的主要难题。     

关于如何完善土地流转的制度探讨---基于日本农地中间管理制度的分析与启示

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条件之一,但是,实现土地有序流转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日本近年实施的农地中间管理制度旨在通过建立农地中间管理机构(农地银行)及相应的流转机制和流转补贴制度,促进土地向农业承担主体集中,提高农业用地的利用效率和集约化程度,进而提高农业生产力。通过对该制度的细致总结和效果分析,认为中国的土地流转制度有必要以目标为导向,完善制度设计、细化政策措施、调整农业补贴并注重基层和农民参与。     

文化思考下的农地发展权

现代化是不是就是城市化,这本是一个必须经过充分酝酿、谨慎实施的问题。但人类在对待这个万分重大的问题时,显然是过于掉以轻心了,还没来得及细细斟酌一番,就一股脑地走上了这条看似康庄的“大道”。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让人类陷入了疲于应对的、被动的局面。农地发展权制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催生出来的。在中国,由于沉重、落后的文化包袱及历史、民俗、体制等诸多原因,使得中国在城市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加艰难一些。面对城市膨胀、耕地锐减的严峻局面,国人是得好好反省反省了。     

农地产权与我国农村的“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现象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面临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严重短缺,大量农地被以各种开发的名义“圈占”,农民出于理性选择导致蔓延全国的耕地抛荒和农村建设用地闲置浪费,基层政府财政供养人口的急剧膨胀以及“乡官”、“村官”的腐败行为,正交织形成了我国农村“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同时盛行的奇特现象.究其根源还在于低效滞后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残缺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将农地集体所有上升为农地国家所有,赋予农民永久的农地使用权,引导和鼓励个体农民在产权清晰后以自愿的方式,重新走向多种形式和不同规模的联合,大力改革基层行政管理体制等是消除这两种“悲剧”的必由之路.     

书屋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房价飙升、农村空心化、贫富悬殊、内需乏力……这些都是困扰转型期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难题。不过,真正具备洞察力的明眼人,其实不难发现,以上这些看似无比复杂纠缠的许多问题,其实背后的根源是土地及其权利归属问题。而引发种种乱象的根本原因,正是当下土地制度的缺陷以及随之而采的城乡二元体制对整个社会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