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困境及纾解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长期落后并且难以改善,其症结在于现行农村正规金融服务体系的制度安排与农村金融市场需求特征严重不匹配,是一种制度性困境.近年来国家虽然加大了对农村金融的存量及增量改革并采取优惠政策扶持农村金融机构,但并未从根本上纾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矛盾与困境.解决农村金融问题,需要把短期性的农村金融支持政策和长期性的农村金融发展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当务之急则要解决农村金融市场上的体制缺陷、农村金融供求关系不匹配等问题.     

农地流转交易的市场均衡分析

为了逻辑一致地理解农地流转交易中影响农地供给和需求意愿的因素,以及市场力量对土地均衡交易量、交易价格和经济效率的作用,建立基于农户和企业最优决策的需求-供给模型,并求解和分析模型的均衡。结果表明:(1)给定影响土地供给和需求意愿的因素,与竞争性土地市场比较,垄断将导致均衡交易量和均衡交易价格下降,并使经济效率降低;(2)给定其他因素,一个(影响土地供给或需求意愿的)因素在竞争性土地市场和垄断市场中对均衡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影响方向一致。     

“集体所有和农户承包经营”制度下农地的权利构造分析——从促进农地流转和有效利用的视角出发

对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下农地的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特征及内容分别从"法"的角度进行"史"的分析和归纳,对历史上"承包经营权到底是物权还是债权"的学术论争进行总括,并基于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具体规定系统地勾勒出我国农村土地的权利构造图.在此基础上提出,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农村土地权利体系下,特别是在所有权主体虚置和承包经营权的权能关系异常复杂的情况下,能否成功地构筑起排他性的土地使用权并且推动这种使用权的顺利流转,提高农地的利用效率,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农地借用权制度初探

目前,我国农村闲置了大量农地,而农地的流转机制具有一定缺陷,造成了“有人无地耕,有地无人种”的尴尬局面。因此,建立农地借用权法律制度,不仅是对用地实践的理论回应,也是现行制度完善的客观需要。     

诚信、技术与农地制度安排

从农业合作生产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允许农地使用权的有限流转,这个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农地使用权由高度公有到逐渐私有的过程。通过一个动态博弈模型,认为在采用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合作生产制会导致集体中的农民诚信缺失、偷懒行为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得农业合作生产制中的激励问题不再是一个问题。不过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引进会使农业产出增加,同时经济发展使得农民从事小规模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的机会成本上升,因此存在着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强烈经济动因,而规模化经营要求农地集中使用,这必然要求农地使用权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自由流转。     

农地流转合同形式制度的运行与构建 ———以法律社会学为视角

农地流转合同的当事人是在权衡人情与利益的基础上选择合同形式的。农地流转合同的当事人或选择口头形式或选择书面形式的农地流转合同,是分别倚重于人际信任或制度信任来化解未来交易复杂性的,并分别借助人情约束机制和制度约束机制来防范合同履行风险的。由于乡土社会人情约束机制的现实存在,口头形式的农地流转合同的履约率较高。农地流转合同形式法律制度的构建,应将农地流转合同形式的选择权赋予农地流转合同的当事人。     

农地流转制度应坚持的原则及处理好的关系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具体方针,在论证完善统筹城乡发展要求下农地流转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探索完善统筹城乡发展要求下农地流转制度应坚持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为基石,维护农民利益,以及灵活性、发展性等原则,正确处理好农地用途转移与严格保护、合理利用农地,农地流转与失地农民,统筹城乡与农地流转三个关系。     

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2014—2021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和固定效应模型,以农业机械化水平为调节变量,分析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中国农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但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农地流转能够显著促进农业数字经济发展,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农地流转促进了农业数字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为负且不显著;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农地流转对农业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     

厦门特区农地制度变迁的若干思考

厦门特区农地制度变迁开始进入以适度规模经营为主要内容的旨在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阶段。它的核心环节是营造具有厦门特色的农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制度和适度规模经营组织形式。它的主体角色是农民、农业企业家与特区政府; 从制度变迁理论与厦门特点看,农业企业家与特区政府的作用尤显重要。     

农地确权与农户政治信任：基于中央和基层组织的分析

农地确权的经济影响效应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鲜有研究关注农地确权政策的政治效应。基于3期农地确权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广义DID模型评估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使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村级政治信任分别提升0.142个单位和0.215个单位。上述结果在考虑平行趋势、样本随机性、控制潜在遗漏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计量模型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确权通过降低地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活农地产权收益两条途径对农户政治信任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显示：农地确权执行规范程度越高,不影响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但会显著提升农户的村级政治信任水平。由此认为,农地确权除产生经济影响外,也是政府投资农户政治信任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