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农地流转障碍因素及破解对策

辽宁省农地流转总体规模偏小、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流转形式多样但以转包、出租为主,流转市场不成熟,大部分地区还不具备规模经营的条件。全省农地流转工作在制度、市场、管理方面遇到阻碍。农地具有农业生产使用和农户社会保障双重功能,农户不愿轻易流转土地;农地集体所有权虚置和所有集体的多样化,影响土地进一步确权,难以形成市场机制;农地流转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流转价格难以评估计量,缺乏市场化交易平台;政策法规不健全,具体操作上缺乏规范性细则;农村基层组织宣传、服务、管理不到位。提出要创新农地流转制度,明晰农地产权,赋予农民真正的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权利,完善农地流转政策法规,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要从市场供给与需求、交易规则、交易价格、市场载体及市场机制各方面发展、培育农地流转市场;要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管理和服务机制,加强农地流转前、中、后过程的指导和监督,保证农地流转的公平、公正和规范。     

农机社会化服务与农地转入:来自小规模稻农的实证

基于农业生产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以1 080户小规模农户为研究样本,分析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农地转入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较为普遍,但不同环节存在较大差异,整地和收割环节农机服务的使用率较高,插秧和烘干环节农机服务的使用率较低;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已成为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关键因素,尤其是整地和收割环节;插秧和烘干环节对农户转入农地影响不大,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不明显;家庭经济特征对农户转入农地影响较为显著,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和农业收入占比的逐渐提高,农户扩大农业经营的意愿逐渐增大;而家庭人口结构、承包地特征和个体特征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小。此外,家庭劳动力能力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具有关键作用,劳动力老龄化与健康状况下降是制约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重要因素。     

农民税外负担的产权分析

本文运用法律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农民负担的产权制度根源，并探讨通过将债权性质的承包经营权转化为物权性质的农地使用权来进一步明晰农户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政府之间的产权关系，保护农户、集体、政府三方的合法利益     

不同规模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研究

以南阳市427户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对三类不同土地规模农户的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户主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房屋价值、社会资本、对贷款政策了解度及土地规模差异均对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家庭收入与房屋价值是影响不同土地规模农户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的共同因素,土地规模是影响农地抵押贷款可得性最为直接的关键性因素,随着土地规模增加,金融机构贷款审批更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程度、社会资本和风险保障措施。     

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讨论了中国农地制度的现状、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导致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原因 ,以及下一步农地制度改革应该考虑的几个基本因素等。文章特别强调效率与公平及社会稳定之间的权衡在形成现有农地制度中的作用 ,指出了国家在设计新的农地制度时必须考虑的规范问题。     

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困局及改革思路

我国农村已经形成了以农地承包制为基础的农地产权制度,但由于现行《土地承包法》没能廓清农地承包权和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界限,导致两者的权能产生内在冲突并形成了农地产权制度的困境。由于缺乏适格的集体土地所有者现实主体,在现有的政治经济条件约束下,走出这一困境的最优选择是弱化农地集体所有权,强化农地承包经营权并将之赋予农民,实现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完全物权化。     

民族文化资本化论纲

文章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审视了民族文化与民族发展的关系。对民族文化资本化的社会背景 ,现实基础以及社会结构与文化权利、人力资本与地方性知识、文化变迁与发展空间、制度融合与社会发展等一些问题的相互关系展开了探讨。认为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实践活动是民族发展可资利用的一种方式。通过民族文化资本化去获得经济利益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而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些实践活动还有可能是对规范经济运行的规则的修改与制订 ,从而具有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意义。并且认为民族文化资本化的意义还在于对人类多种可能的生活方式的寻求。     

征收农地使用税促进土地流转问题初探

加速土地流转实现农地规模化经营是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从分析日本、台湾农地改革的经验入手,提出征收农地使用税,通过提高农户保有土地的成本及耕作成本,减少那些低效率的、仅利用空余时间从事农业的兼业农户的比重,从而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同时,通过完善以农村公共财政投入支持体制为中心的配套措施,以征税收入反哺农业,尤其是农村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推动农民增收和农业的发展,防止重蹈税制改革“黄宗羲定律”的覆辙。     

土地改革阶段的农地产权制度选择及绩效

旧中国的农地产权制度初始状态注定了土地改革必然是由国家发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这是基于国家的意识形态、竞争性地权向替代性地权的转变、没有制度外创新可能性的选择。按人口均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为土地集体化改革的顺利发展确立了良好的起点和前提,具有较好的制度绩效。     

浅论人口异动下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

工业化进程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进行经济建设,同时,城市化的稳步扩张也带动了大量人口迁动。作为用益物权的农地承包经营权面临着人口流动频繁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现行立法通过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的限制难以达到稳定的目的,应当通过保障其财产权的独立性并强化农地登记的公信力手段予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