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基于TRA的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以湖南常德市322户农户为例

以理性行为理论为指导,客观分析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内部结构和产生发展过程,是规范农户流转行为、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的内在需要。准确把握农户流转行为动机和意向、客观分析流转行为过程和特点、全面探究流转行为规律和要求,有利于选择和安排农地流转制度、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而引导农户流转意向、完善农地产权结构、强化农地利益保障、健全流转信息平台、转变政府职能则是保障和促进农地流转行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与思考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快,农村产业化经营的兴起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明显加快,规模逐渐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农地流转中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缺乏法律、法规的支撑以及中介组织匮乏、流转机制不健全,这些问题必须解决。     

农民平等权保障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保护农民的平等权利,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发展权,首要的是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我国现行农地制度的不完善,特别是城乡土地产权二元结构对农民土地权利的歧视,使得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在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上存在严重的权能缺失,农民既缺乏维护自己权益的法律保障,又缺乏权利救济的有效途径.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的实现,需要创新土地制度,赋予农民更完整的土地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完善权利救济机制.     

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讨论了中国农地制度的现状、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导致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原因 ,以及下一步农地制度改革应该考虑的几个基本因素等。文章特别强调效率与公平及社会稳定之间的权衡在形成现有农地制度中的作用 ,指出了国家在设计新的农地制度时必须考虑的规范问题。     

构建农地金融制度的思考——统筹城乡发展的另一视角

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是在农地市场化进程中逐步推进的,具有渐进性.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是由农地产权制度、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农地金融制度等组成的一个系统,其总体目标是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提高农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农地金融制度通过农地使用权的抵押来融通资金,以满足农地开发利用和农业发展对资金的大量需求.     

日本韩国城市化中农地保护的经验及启示

城市化发展加快导致农地紧缺已成全球性问题.日本、韩国分别从法律制度、土地规划、土地管理以及生态保护等方面加强本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地的保护,并取得了瞩目成就.在新型城镇化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应充分借鉴日韩两国的有益经验,构建系统完善的农地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建立有效的土地使用规划配套机制,确立与新形势相适应的土地用途管理机制,并加强农地生态保护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