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证考察与治理路径

[提要]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以特殊预防、社会控制和修复关系等理念为制度着眼点，蕴含着人文主义的善治观，可有针对性地矫治涉罪未成年人并回归社会，可有效控制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率与重犯率。然而，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可窥见，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主体不明与矫正举措单一，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与矫正组织，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与配套性机制等问题。针对践行障碍，有必要走社区矫正的善治之路，明确矫正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矫正内容的实质化，建构全面、科学、专业化的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体系，设立递进式惩罚性措施以及完善基础性设施等，逐步实现社区矫正从“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     

中国“小农”传统的当代解读——基于对广西甘甲村新农业发展的调查

研究"小农"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当代农民的行为,在中国传统农村的小农经济正处于新农业的发展趋势之下,笔者希望在这一背景下重释中国的"小农"传统,以供与学界共同交流。笔者通过对广西甘甲村的实地调查,结合个案访谈所得资料作为支撑,试图重新解读当代的"小农"。社会发展至今,中国的"小农"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结合笔者长期对农村实际的了解,以及对广西甘甲村的实地调查。笔者试图将当代"小农"归纳为:一、自给自足且相对保守的小农传统;二、趋利避害且具有创新能力的时代精神;三、相对独立且具有合作意识的"小农"群体。     

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     

文化特色小镇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

地方居民作为地方文化的活载体和保护主体,其积极主动的文化保护行为对文化特色小镇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将"文化认同"和"个人社会资本"两个与居民文化保护行为有关联的因素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从而构建结构方程理论模型,探讨影响居民文化保护行为的机制。调查问卷分析结果表明,居民的文化认同、个人社会资本和主观规范对其文化保护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作用。     

立志提智祛贫根

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获得者张红全,是民盟中央机关干部,2017年6月派驻河北省广宗县葫芦乡伏城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当时,全村900多口人,大多务农为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32人。他把伏城村当成家,访民情、听民意,扶志又扶智,带领大家摘掉贫困帽,走上了富裕路。(见人民网、《河北日报》等)说来,扶志扶智算是老话题,但在祛贫根、奔富路上却是屡试不爽的新指向。     

关于张家口市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思考

实行村民自治,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是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不断完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积极有效地推进张家口市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社区照顾研究综述

社区照顾是不同于家庭照顾和机构照顾的一种新型服务模式。社区照顾的理念符合当前我国现实需求,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通过收集现有文献资料,指出社区照顾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措施,为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社区自组织的发展及其作用的调查研究——以南京市秦淮区L社区为例

随着城市基层结构的不断改革,社区的治理由原来的居委会为主体逐步转变居民、社区自组织、居委会一同治理的多元格局,从而带动社区更好地发展。本文通过对南京市秦淮区L社区内自组织的发展的调查,以具体典型自组织的发展历程来分析社区自组织给社区带来的提高居民参与度、凝聚力,加强社区治理的作用,同时也分析了项目存在的居民对自组织不是很了解,自组织意见领袖稀缺等不足。     

农村幼儿师资队伍的现状研究——以河南省中牟县为例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对学前教育极为关注。新形势对农村学前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就现状而言,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工资水平不高、缺乏有效编制等。本文旨在调查河南省农村幼儿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试着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如政府担当责任,加大教育资金投入等,进而促进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