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新出土《隋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考释——敦煌相关金石整理研究之三

敦煌新出土的隋大业八年(612)《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是敦煌地区现存为数不多的隋代墓志之一。该墓志为考古发掘出土,墓志内容涉及北朝至隋时期敦煌张氏家族、西域历史、府兵制等诸多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志主有可能为隋大业五年平吐谷浑后所置鄯善郡的第一任司马,志文记载可补史籍之阙。     

洛阳新出三方北魏墓志文字校补

宫万瑜《邙洛近年出土冯聿、源模、张懋三方北魏墓志略考》一文,结合墓志材料考释论证了三方北魏墓志的志文、墓主生平和字体问题,然似有讹误.针对原录文中28处35个疑似讹误作校释补充,以就教于方家.     

长安出土《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考释

《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出土于长安昭陵,为李思摩妻子延陁氏的墓志.延陁氏乃薛延陀部族酋长之胄,后嫁于突厥可汗所出阿史那思摩.630年,延陁氏随思摩降唐,被安置在夏州一带,在故定襄城、长安等处亦有居所.作为突厥可汗的夫人,延陁氏亲历了隋末至唐初漠北地区的风云变幻,见证了突厥汗国和薛延陀汗国兴衰更替,这些内容在《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中多有反映,可与《李思摩墓志》相表里.该墓志为深入研究薛延陀部族的历史和贞观时期的北疆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新证据.     

论墓志所见北魏幕府僚佐起家问题

初仕含义的起家官是士人出身等第信息的浓缩,也是六朝士族制社会维护门第流品秩序的关键,故受门阀化洗礼的北魏墓志对此高调标榜。墓志资料显示,伴随着北魏诸公及将军幕府机构的膨胀,原本鲜有高门问津的僚佐逐渐步入清流行列,成为显赫的士族起家官。幕僚释褐对候选者的家世背景有严格要求,三代世资达到旧令五品以上方能入围,以此确保士族的垄断权益。其内部分层清晰明确,功臣后裔、五等封君和精英人士高居新令六品以上,世资一、二品的宗室位列正七品,同等条件的庶姓及世资三至五品者退居从七品,这里折射出崭新的阀阅等级体系和统治集团的构造特征。从幕僚出身者的仕途前景来看,首次调转往往破格超迁,平生所任最高官普遍跨越象征公卿大夫层位的五品官僚线,极具强劲的助推潜质,因而备受士族推崇。评判官职清浊的传统标准就此彻底被颠覆,也引发我们对北魏士族风尚潮流及文化价值取向的重新认识。     

隋《陈叔明墓志》相关问题新探

《陈叔明墓志》史料价值甚高,兹以其墓志原拓为底本,以《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隋代墓志铭汇考》《隋墓志人物传》《全隋文补遗》等著录本为参校,在字样比对、文辞辨析的基础上,就时贤未能言及或缺疏之史料深加探析和补充,并对墓志中的疑难俗字、文句进行考释。     

从《皇甫文备墓志》看武周酷吏政治

皇甫文备一生见证了武周王朝的起伏兴衰,与当时的酷吏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仕宦履历清晰印证了武周政权不断调整酷吏政策的历史脉络。酷吏阶层的出现,反映出在中国封建社会演进过程中身份等级因素的深刻影响。酷吏是封建时代帝王权术极端发挥的曲折反映,更是中国古代人治社会政治规则的必然产物。     

《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见科举史料

本文利用《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所提供的原始文献,补充了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今人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史书尚未记载的唐代进士出身者6人,明经出身者6人,制科出身者3人,同时对涉及唐代科举人物的其它资料进行了辨析。     

南朝墓志文体的文学化进程考察

综合传世文献引录与建国以来新出土的南朝墓志资料,系统考察南朝墓志文体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南朝墓志在其发展定型过程中,逐步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学品格和审美特征,墓志作品日趋呈现出文学化的创作倾向。如果把这种现象置放于南朝文学与文化的双重背景下去思考,则可以发现,南朝墓志文体之所以呈现出文学化倾向,与南朝葬制的变革、墓志文体承载功能的变化、勋贵与文人的积极参与,以及时代文风的变化等有着重要关系。     

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发微

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内容比较丰富,所蕴含的辽朝史事信息也较多。除了前辈学者有所探讨的志主家世生平、职阶勋爵以及妻子儿女等内容外,墓志中其他一些记载,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辽朝某些实际情况。譬如辽朝官员脱“宫籍”对其身份地位彻底转变的影响、辽朝官员母妻诰封为命妇的基础与前提、“红尘”与“净土”视域下辽朝信佛居士丧葬活动中的双重仪轨等。结合传世史料及其他石刻文字,对梁援暨妻张氏墓志反映的各类史事问题发微索考,于拓展及深化辽朝历史研究或许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