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张弼墓志》释文校正

唐《张弼墓志》释文存在大量文字讹误,实因误释异体字、未通典故、未识字形、体例不一、断错句读等疏漏所致。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及墓志拓片,纠正其讹误,指出释读错误原因,避免以讹传讹,以使这通宝贵材料得到更科学的利用。     

《全唐文补遗》文字校勘献疑

《全唐文补遗》由著名史学家吴钢先生主编,共十册,该书主要汇集近年来新发现的唐五代时期墓志等文献资料。这些资料以碑刻文献为主,绝大部分为《全唐文》等所未收,可以为唐五代历史学、文化学等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笔者近读《全唐文补遗》第五辑(三秦出版社1998     

唐墓志亲属撰文增多及其文学意义

请托他人以征信、以避嫌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初唐墓志亲属撰文数量的增加,但在情势所逼、观念转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亲属撰文不多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最终成为唐代墓志撰写的一种重要形式。亲属撰文的增多客观上增强了墓志的抒情功能,同时也促进了墓志人物书写的个性化。略述梗概,是史学书写的特点,注重抒情和细节,却是文学表达的特长。在墓志文由史学书写向文学表达的发展过程中,亲属撰文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

新出土的墓志中直接和间接涉及李白其人其诗者有二十余方,可以综合利用这些墓志以印证传世石刻和史传文献,探讨李白的生平、交游、婚姻情况,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探究李白的影响,还可以从特定层面提供观察李白的材料和阐释其诗歌的方法。首先,可进一步探讨李白在安史之乱中的行踪;其次,探讨李白与古文先驱者李华、韩绅卿、韩云卿的关系,进而考察李白的复古思想与古文运动的联系;再者,通过出土文献印证李白的诗文作品;最后,通过新出墓志对李白影响的记述,可深化对李白及唐代文学史的研究。     

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康昭墓志考释

康昭墓志是近年洛阳出土的唐代粟特人墓志之一。墓志既未提及康昭的粟特背景,家世渊源也明显攀附卫康叔。从其家族人名、居所、婚姻、丧葬等内容可以看出其家族的汉化程度。康昭佛教信仰至深,而本民族宗教信仰丝毫未见踪迹。该墓志展示了唐代入华粟特人后裔在唐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和汉化情况,也凸显了当时洛阳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功臣的生前与身后——新见《武周李君羡墓志》考证

洛阳新出土的《武周李君羡墓志》以其家人的视角记载了这位唐初猛将的家世、仕宦以及武周时期平反安葬的情况。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更全面地勾画其历史形象。通过对墓志内容的分析,还能够深入透视李君羡之死的隐情。而墓志并无李君羡与武周政权关联的记载,以此可以厘清李君羡之死与武则天执政谶言之间的谜团。参照墓志以及传世文献记载的不同视角,不难发现李君羡之死本来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但由于武周对唐国史的改造,导致其历史形象被重塑。这也拨开了受权力裹挟的传世文本的迷雾,给我们揭示了隐藏在特定时期历史书写背后的真相。     

唐代粟特语境的消失与入华胡人的儒学教育——以唐京畿地区九姓胡墓志为例

中古时入华粟特胡人逐步开始接受儒学教育。他们在观念上认可民族融合,并且在墓志书写中提出了“君子无隔于华戎”和“英不殊于中外”的观念。入华胡人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也将“流芳简牍,誉擅缣缃”被载入史册。在长安、洛阳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胡人活动地区,出土的大量墓志证实了入华粟特人在文字、姓名、郡望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逐渐融合的过程。通过这些墓志可以看出,随着粟特文字的逐渐消失,粟特语渐成为极少数人懂的语言,胡人的本土文化失去了载体,必将接受更博大的中华文化;社会地位越高的胡人,接受儒学教育程度越深。在长安、洛阳生活的胡人接受儒学教育更早更充分;学习儒学,以科举文官入仕而不再依赖经商、军功。中华文化显示了强大的包容性和接纳力。     

唐代内迁突厥的汉化与汉文学——兼论其民族文化融合的典范意义

唐与突厥的频繁接触和剧烈冲突,促成了突厥的大规模内迁。内迁突厥人的汉化过程在唐代民族融合中具有典型的意义。相比于政治、军事等领域深刻的烙印,内迁突厥人在汉文学领域的表现要黯然得多。然而钩稽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可以一定程度上厘清这一群体对于汉文学的接受过程、代表性文学家族以及整体的文学水平等情况。尤其是敦煌写卷中保存的哥舒翰、浑惟明等人的诗歌作品,有力证明了唐代内迁突厥人在汉文学中的特殊地位。内迁突厥及其后裔的诗歌作品在敦煌流传,不仅证明了突厥汉文学的成就,也显示了敦煌民族文学的活力。唐代内迁突厥人的汉化进程以及他们的汉文学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古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形态,也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本质。     

洛阳地区元氏墓志所见文化融合

北魏时期元氏墓志所处的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实行“汉化改革”运动下的产物,其关联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交流状况;元氏族人所呈现的文化素养是跟随“汉化”进程而逐渐改变的,是元氏家族从“辞无烦华,理从简实”到“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蜕变,以及语言文化方面的杂糅状态;其墓志的志文中可见鲜卑族人文化素养的嬗变,可见其从“渐学诗礼,善武爱学”到“尚穆南朝,文武双修”再到“才贯古今,善通南韵”的转变,从中窥见民族间文化的融合,以及民族融合对鲜卑族身份转换的影响。     

“北齐张谟墓志”辨伪

“北齐张谟墓志”拓片于2012年由殷宪刊布。殷氏谓2006年在大同民间发现并于2007年购得,且“初步断定”其出自2008年发掘的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并以之为据确认了《魏书》所载“北新城”暨平齐郡的具体位置,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对此“赞赏有加”。对于这样一方没有明确来历的“幽灵”墓志,还须辨别真伪,在确证其可信的基础上方可对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发掘利用。然而,该墓志拓片不仅在形制和书写上存在诸多错讹疑点,而且志文所载墓主“张谟”的生平仕履更是与当时的历史和制度格格不入。种种迹象表明,该墓志拓片是一份毫无可信度的赝品,出自今人伪造当无疑义,所谓“张谟”其人与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墓主没有任何关系。以之为据来破解相关历史问题,如平齐郡、阴馆城、六修城特别是“北新城”位置之类的问题,自是无中生有,所谓“廓清”一千多年来的“迷雾”当然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