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视域下的日法海洋安全合作刍议

在中美博弈趋于常态化、乌克兰危机延宕不休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加速推进本国“印太战略”的同时，力图融合美国的欧亚两大同盟体系，推动欧洲与“印太”两大地缘板块的联动，以在“印太”地区构建全方位遏华机制。在此背景下，日法作为美国这两大同盟体系的代表性盟国，双边关系不断强化，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日法将海洋安全合作作为协同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路径与依托，两国在海洋安全机制构建与对接、印太合作项目的制定与实施、印太海上共同训练与军演等方面的合作均取得了明显进展。日法深化合作折射了两国多重战略考量：彼此拥有的印太地缘优势是促使日法合作的现实基础；在印太各次区域安全机制方面互相“准入”、通过海洋安全合作为彼此“印太战略”提供支撑是日法合作的战略动因；应对中国海上力量崛起、维护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印太地区秩序则为两国合作的长远目标。尽管面临一些制约因素，日法海洋安全合作仍将对亚太乃至印太安全局势产生不可忽视的外溢影响，中国需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     

准公共产品视角中的宋代州县桥梁供给体制

桥梁属准公共产品，其提供方式应多元化。在宋代，桥梁供给的方式主要有四种：政府独资供给、民间独资供给、官民合作供给、消费者供给。在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的宋代，以官民合作供给的方式较为常见，消费者供给（市场提供）的方式最为少见。地方百姓出于享受公共产品内部效益的需要，基于道德的理念，积极参与公共产品的生产，呈现出公共服务民间化的趋势，改变了公共服务提供的单一结构，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推行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1年长江流域重点断面水环境质量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政策效应，并讨论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1)短期内“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可以显著降低长江流域COD和NH₃-N含量，COD的改善程度优于NH3-N，水质有所提升，长期内“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的环境保护效应逐渐减弱，不具有可持续性；(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经济水平较高的中、下游地区政策效果优于经济水平较低的上游地区；(3)省际边界污染检验结果表明，“政区单元”河长制下，长江流域省界地区存在“以邻为壑”的行为，长期来看“政区单元”河长制并未明显改善整体水质。     

英语疑问句衍生准话语标记语

话语标记语普遍被认为具备程序性意义,不具备概念性意义。但是通过考察部分疑问句衍生话语标记语you know,why和what,发现它们既具备程序性意义,也具备概念性意义。据此本文提出了"准话语标记语"的概念,就关联理论对于话语标记语的程序性意义和概念性意义的二分法理论提出质疑。另外,本研究认为,疑问句衍生准话语标记语的成因机制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语法化"。     

线上处方加大药物滥用的风险——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药物滥用是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其中处方类药品滥用成为当前药物滥用的新趋势.一直以来,我国对处方类药品滥用监控严格且颇有成效.然而,随着近年来互联网医疗线上问诊的兴起,线上处方取得合法地位并得到迅速的推广,给我国现有处方类药品监控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线上处方存在匿名性、易得性与低成本性,处方权审核缺位、医患交流不充分、虚拟电子身份真实性无法确认等问题,其广泛应用很有可能加大处方类药品滥用的风险.截止目前,还没有任何研究工作提供因果性证据.有鉴于此,本文基于交互理论和控制平衡理论,利用我国某互联网医疗平台在线处方功能设计准自然实验,收集了2014年1月到2017年12月期间15 318位医生和7 857类药物的线上需求信息,采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方法,因果性地验证了线上处方的开通会加大处方类药物的滥用风险,且这种风险主要是来自“患者”短期内多次向线上平台提出药物需求.本研究进一步加深了对互联网医疗发展社会影响的认识,研究成果为政策制定者、网站所有者和相关法律监管部门提供管理启示,为科学完善线上处方的监管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准市场供给研究：原因、逻辑及策略

准市场理论是西方国家提升养老服务供给效率的重要理论指导。以准市场理论为指导，探究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准市场供给机制建构问题，指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公益性供给、现实性困境是准市场供给的原因所在。当准市场机制嵌入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后，以提升供给效率为目标导向，更新服务理念为切入点、完善主体结构为基点、优化资源配置为着力点、创新供给方式为抓手搭建准市场运行的逻辑框架，作用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准市场政策设计、培育准市场环境、优化准市场资本结构、理顺准市场主体关系、建立城乡融合互助养老机制等策略，以为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准市场运作提供参考。     

危险犯与危险性犯分类溯源及抽象危险犯的本质

刑法归责对象包含侵害性犯罪和危险性犯罪已成为通识。我国对危险犯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但对其分类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危险犯是指法益陷入某种危险之中，具有结果属性。危险性犯侧重行为本身的描述，不具有结果属性。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是从行为角度认定犯罪分类的结果。虽然这一分类源于日本，但与德国刑法中的危险性犯具有相同的内涵。具体危险犯对应危险性犯中的具体危险性犯，抽象危险犯对应危险性犯中的抽象危险性犯。对前者行为危险性的判断，需要法官依据具体情形作出，对后者行为危险性的判断，由立法直接作出规定，无须法官依据具体情形作出。鉴于刑法用语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应采用危险犯与危险性犯的危险犯犯罪分类，抽象的具体危险犯(即准抽象危险犯)其本质属于具体危险性犯，不应单独增设。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