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与国有资产流失风险的耦合性及法律治理

国企改革的阶段性特征与国有资产流失存在耦合性。国企改革不同阶段表现出国有资产治理不同层面的缺陷,3类国有资产流失行为因此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特点。起步阶段和过渡阶段以投资流失型为主,攻坚阶段以管理流失型为主,规范阶段以交易流失型为主,在调整阶段,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有很大收敛,数量减少,但国企改革在这阶段也渐趋中止。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国企改革新时期,应以过往改革与风险的耦合性对未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进行预评估。在资产流转前,须建立大宗国有资产转让公示制度;在资产流转过程中,须明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权力的责任机关与具体职责;在资产流转完成后,须以公益诉讼制度实现对国有资产流失的司法审查。     

试论国有股减持及国有股权流通

在我国股份制的改造中 ,形成了国有股占很大比重但却不能流通的特有的股权结构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 ,国企改革的深入 ,国有股的减持与流通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就国有股不流通的负面影响 ,国有股减持、流通的市场压力以及认识障碍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国有股减持、流通的方案设计     

信息优势、波动风险与大股东的选择性减持行为

非流通股解禁和减持问题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以截至2008年2月 29日的减持数据为基础,对大股东减持的各种动因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大股东凭借对公司估值和业绩前景的优势信息进行选择性的减持,高估值且业绩前景差的公司更可能成为减持的对象;与国外不同的是,A股市场的高波动风险是推动大股东减持的另一重要动因。进一步区分减持力度发现,估值与业绩前景动因对强度减持更具解释力,而高波动风险是引发轻度减持的主要动因。从大股东层级来看,控股股东的减持传达了估值偏高、业绩前景不佳的更明确信号。上述发现对投资者决策和监管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与大股东减持套现行为研究

高管与大股东的减持是重要的内部人交易行为,也是深圳创业板市场大幅波动及下跌的重要原因。对高管的减持行为从多个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后发现:高管减持的幅度大大超过其增持,高管减持的交易频次更多来自竞价交易方式,但大宗交易减持的总量占据着明显的主导;在高管职务方面,董事兼高管的减持幅度最大,其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监事减持的总量相对较少,且交易特征也更相似;辞职套现的高管更多地出现在中监事、董事与总经理等职务。对风险投资与产业资本的减持统计显示,前者减持股份更多,后者减持的强度更大,券商直投减持尚未面临全面减持问题。研究结论为考察创业板内部交易及高管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加强限售后交易监管、改善投资者保护提供了新的依据。     

基于托宾Q理论的大股东减持行为研究

随着全流通进程的加快,限售股解禁和大股东减持行为是当前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对大股东减持的动机和截止到2009年7月31日的减持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公司的托宾Q值、公司托宾Q值与本行业平均Q值之比,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托宾Q值与沪深A股市场的平均Q值之比越大,大股东的减持数量越大;限售股解禁数量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净资产收益率、限售股股东持股成本对大股东的减持数量的影响不显著等结论。     

股票全流通方案设计

我国资本市场要在激烈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中持续稳定的发展 ,就必须积极妥善地解决资本市场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 ,包括实现股票的全流通。依据“统一规则 ,分散决策 ,利益共享”的原则 ,股票全流通方案要在充分保护现流通股股东利益的基础上 ,通过风险控制来争取非流通股股东的最大利益     

怎样看待我国减持美国债

这完全是国债管理的一种正常买卖,不会对美国国债市场形成显著冲击。根据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数据（TICS）显示,截至6月末,中国持有美国国债7764亿美元。虽然中国对美国国债持有量仍居世界第一,但相比5月减少了251亿美元,减持幅度超过3％。这是自2000年3月TICS数据系统启用以来,中国单月减持美国国债的最高纪录。     

国有股减持规模研究

本文在考虑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和二级市场稳定性的基础上,对国有股的减持规模进行了研究,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得出了限定投资者亏损额度条件下的国有股减持规模控制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