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重庆农村扶贫开发战略的反思

社会救济是对贫困人群提供无偿物质帮助的一种制度。重庆作为最年轻的直辖市,扶贫开发是中央交给重庆直辖市的重要任务之一。能否解决好贫困问题,不仅关系到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还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从重庆市农村贫困的原因出发,从政府、贫困者自身和社会三个角度提出贫困治理的途径和对策。     

住房贫困问题是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基于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

国际经验表明,只有那些有能力在城市化过程中解决住房贫困问题的国家或地区,才有可能最终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反之,一个国家或地区则可能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中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历史性阶段,从工厂集体宿舍、"城中村"、"群租房"等现象中看到中国城市的住房贫困问题存在不断加剧的趋势。如果这种趋势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中国将可能步拉美国家后尘,长期挣扎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之中。中国未来城市化的核心,即所谓"人的城市化"的核心,不在于户籍制度的开放,更重要的是解决城市的住房贫困问题。     

支出型贫困视角下农村社会救助扶贫效果研究

贫困问题的界定决定贫困问题的治理方式。我国对贫困的界定和测量都是以收入为标准,然而,考察当前农村贫困可知,由于重大疾病、子女教育、突发事件等原因形成的支出型贫困越来越多的成为导致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由此,针对支出型贫困的社会救助项目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是提高精准扶贫效果的关键。本文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FGT贫困测量指数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扶贫效果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扶贫效果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针对支出型贫困的救助项目尚未得到重视。因此,为提高社会救助对精准扶贫的效果,今后农村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提高低保水平、有针对性地对支出型贫困进行救助、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等。     

高校贫困大学生的抱负水平现状及特征

贫困大学生个体的抱负水平对其学业发展和事业发展均有重要的影响。在已有的研究中,很少涉及高校贫困大学生的抱负水平,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较为欠缺,所以这些已有的研究对当前高等教育的贫困大学生工作很难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在对大学生进行的大学生事业抱负水平问卷调查和大学生学业抱负水平问卷调查中,将贫困大学生与非贫困大学生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专科层次贫困大学生显著高于本科层次贫困大学生的抱负水平;在校贫困大学生在事业抱负水平上与非贫困大学生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学业抱负水平上贫困大学生显著高于非贫困大学生;在校贫困大学生中,男女生在事业抱负水平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学业抱负水平方面女生显著高于男生。由此来看,加强高校贫困大学生的教育工作,是提高贫困大学生学业抱负水平和事业抱负水平的必然选择。     

新时代贫困治理的预设图景及国外经验借鉴

贫困治理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动力,进入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亟待探寻一种新思路。以质性研究与文献比较研究法阐述了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样本,并对国内贫困治理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思路解析。研究发现,国内贫困治理的现实问题已经超越单一学科的研究界限,针对预设图景的解析对于新时代我国跨区域贫困治理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国内贫困治理亦需要国外贫困治理样本经验的多维解析。基于此分析,建议宏观层面要借鉴并总结西方国家贫困治理中"分析单位"与"解析模式"的有效经验启示;中观层面要逐步推进共享机制、整体性治理框架与大数据思维等预设图景由理论研究转向实践领域;微观层面要强化个体行为认知与精神扶贫的统一性。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精准“防贫”效应分析

利用贵州省纳雍县两个贫困行政村跨期十数年的农户追踪调查数据,从贫困脆弱性视角量化分析、评价不同时期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防贫”效应及其精准性。结果表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在1999-2011年期间降幅巨大（约下降99%）,抗风险冲击能力得到极大提升。总体上,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防贫”即期效应显著,可使农户贫困脆弱性指数降低5个百分点以上,然其“防贫”时滞效应却并不突出。分不同群体考察,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防贫”虽存在一定“漏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但包容性较强、瞄准精度尚可,能惠及大多数“重度脆弱户”和“中度、轻度脆弱户”;换言之,除“微度脆弱户”、“极度脆弱户”及部分“重度脆弱户”外,其间各贫困脆弱组农户均能从中得到保障,然贫困脆弱性强度越高,所受保障程度愈小。不仅如此,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此种“防贫”的精准度可持续性差,无明显时滞效应。     

苏北地区农村贫困新特征与扶贫开发政策建议

自2008年以来,江苏省组织实施了脱贫攻坚工程,到2013年在全国率先消除了绝对贫困。虽然苏北地区的绝对贫困现象已经大大缓解,但相对贫困现象却日益突出;针对苏北地区贫困的新特点,江苏省的扶贫开发政策也发生一些变化,扶贫瞄准对象的多维化,开发式与救助式扶贫并举的双轮驱动机制已经形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苏北地区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测度不同贫困线标准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效果及其最优指数区间,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既存在"数字红利"效应也存在"数字鸿沟"效应,二者呈现出倒"U"型关系,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最优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区间位于108~160之间。分结构看,较低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加明显,但较高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大,且呈小幅递增趋势。在作用机制层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农户数字技能和风险管理能力,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来发挥中介作用,减缓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基因技术、自然与社会失序 ——“敬畏生命伦理”视野下的《羚羊与秧鸡》

《羚羊与秧鸡》虚构了一个晚期资本主义极权政治、商业文化与技术垄断相结合的恶托邦后人类社会,精细地再现了多元的人性、技术垄断与个人意志的碰撞、后人类社会的社会失序与人为的自然秩序失衡、精神贫困与技术风险。通过毁灭性基因工程所触发的末世景象,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人类对现代技术的深刻欲望与恐惧,折射出由人性的恶、大公司的资本主义利润追逐与技治主义、个体与社会的精神性之扭曲、缺乏对生命的敬畏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风险社会。文章通过小说家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探讨了“技术伦理的发展”滞后于技术自身发展的问题。现代技术在具体的政治、文化、经济体制中运行,它的存在本应是服务人类而非辖制人类。借助于“敬畏生命”伦理,启迪读者正确把握人类在与社会、自然关系中的自我定位,以比较完善的生命伦理原则来矫正后人类社会的缺陷,建构“以自然为中心”“以生命为中心”“诗意地栖息”的人类社会。     

中国相对贫困的特征分析与指标比较——基于货币方法和多维方法

中国于2020年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低收入群体的主要矛盾从维持生存的生存性问题转变为能力不足的发展性问题。文章设计了多维相对贫困指标,并使用货币（收入）方法和多维方法测算了2014—2018年中国相对贫困发生率,从静态、动态和解释力三个角度比较了两种方法的测算结果。研究结果表明,2014—2018年中国相对贫困发生率总体不断走低,2018年收入相对贫困发生率为14.70%,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为22.09%;静态视角下收入相对贫困与多维相对贫困识别的相对贫困群体之间的重合率为22.11%,动态视角下两种方法的加权同向变动率为62.26%,多维相对贫困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家庭陷入低福利状态的困境,具有更为丰富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