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鉴赏应该注意的问题

从古至今华夏已经经历了5000年的风风雨雨.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从最开始的农耕时代逐渐走向了封建王朝,直到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的智慧是无限的,人们在5000年的历史中发现发明了许多有用的物品,这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其中从器械上来讲,人们最开始用石头作为工具进行生产生活,随后人们开发出了青铜,进而使用铁器等等,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青铜器.现如今青铜器也是十分受人们喜爱的,许多古物收藏家都喜欢收藏一些青铜器,他们不但造型美观,更是经历了岁月的侵蚀依旧保持原有的形态.青铜器不仅仅是一个器物,它更承载了无尽的岁月,它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本文就青铜器的鉴赏进行一些粗浅的论述.     

陕西甘泉出土晚商青铜兵器及相关问题

《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刊载了陕西甘泉县下寺湾镇阎家沟村2005年6月出土的一批晚商青铜器。由于文物是在机械施工中发现的,残损非常严重,出土地点的原始状态也完全被毁坏,经过整理,此次共出土文物70件,其中青铜器57件,包括礼器、兵器、杂器等。本文试就此次所出青铜兵器及相关问题作以探讨。     

论春秋时期鲁东南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的特点——兼谈莒、薛文化因素之异同

通过对鲁东南地区以沂水刘家店子1号墓、临沂凤凰岭东周墓为代表的春秋时期殉人墓随葬青铜器组合与鲁南地区的滕州薛国故城1号、2号殉人墓、中原地区太原晋国赵卿墓随葬青铜器组合所做的比较研究,可见春秋时期鲁东南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与中原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差异性较大。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鲁东南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揭示出莒人及莒文化圈与周人及周文化未能形成像薛人与周人及周文化那样密切的关系,春秋时期鲁东南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自身特点相当明显。历史文献记载所反映出的莒、薛文化因素的特点与春秋时期鲁东南及鲁南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的考古发现能够相互印证。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交河郡腾过人马与岑参诗关系考论

吐鲁番阿斯塔那五○六号墓出土的第三十五件文书为交河郡长行坊部分驿馆的马料帐,时间全部为天宝十三年,所涉及人物多为当时安西北庭及朝廷遣使的军政官员。这件文书为研究岑参在北庭的行年、岑参诗中的相关人物和岑参北庭诗中的重要事件,提供了一些可靠的新证据。     

汉代“直符”观念的神秘化

“直符”制度是汉代官方保障各级行政机构正常运转的一项重要举措。自东汉开始,民间社会对“直符”观念不断予以神秘化,乃至演变成为一股思想潮流。当时的民众认为代表时间、方位上的禁忌并预示着吉凶祸福的神煞也要轮值当班。这种神煞“直符”的观念不仅影响了土木营造等事宜,还渗透到丧葬礼俗领域,进而抽象化为一种普适性概念,遂成为数术学、星占学的重要考虑指标。此外,东汉末兴起的道教在创立初期就援引和借鉴了汉代官员轮流担任“直符史”的做法,建构出具有鲜明宗教特征的神学化“直符”观念,并延续到后世。     

卷首语

正本期"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收录4篇文章,分别来自探索夏王朝都邑的一线考古学者和文学人类学学者。文章主要从四重证据法所倡导的第四重证据入手,聚焦新问世的以出土玉器为主的夏代文明展,从玉礼器玉兵器及其与青铜器的关联,加上甲骨文汉字"國"的造字表象作为二重证据,综合审视相当于夏代纪年范围(即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华夏国家形成与文明起源情况。具体包括叶舒宪《从汉字"國"的原型看华夏国家起源——兼评"夏代中国     

从青铜器纹饰看商周文化剧变——商周青铜器纹饰变化再探

商周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开源奠基之功，然对商周文化间的变化，学界有不同看法。纹饰是思想文化的载体，它的变化反映思想文化的变化，而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在视礼为国家大事的商周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以我们选择青铜器纹饰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商周之间的变化。青铜器纹饰在商周的变化趋势可概括为神性向人性的回归。从青铜器纹饰所反映的思维来看，商人青铜器纹饰反映的是原始思维，而周人青铜器纹饰反映的是逻辑思维。商周之际先民在思雏方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突破，从而导致商周之际文化发生了剧变.     

宝鸡地区出土青铜器简介

1974年宝鸡市茹家庄[弓鱼]国墓地车马坑出土，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宝鸡石鼓镇石嘴头村出土柉禁

正2012年6月22日,宝鸡市渭滨区石鼓镇石嘴头村出土的商末周初青铜礼器中,柉禁最为珍贵。这件柉禁长约1米、高约20厘米,是形似茶几、酒桌的长方体青铜器。据了解,此前全国只出土过两件柉禁,且均出土自宝鸡斗鸡台,其中一件流失海外,另一件现存天津艺术博物馆。"禁"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器物。宝鸡考古队队长刘军社说:"周人认为商的腐化和酒有着直接的关系,‘酒池肉林’就是殷商腐败的标志嘛,所以周人对酒的使用是非常谨慎的,既要保证它在祭祀宴享中发挥作用,又不能酗酒误国,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