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会计集中核算 构建公共财政框架

佳县属国家级贫困县，80％以上的财政收入用于人头经费开支，是典型的“吃饭型”财政。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工资政策的不断出台，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与此同时，由于财政管理和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财政资金的损失浪费问题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对此，佳县以推进会计集中核算为切入点，以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实现国库集中支付为目标，在县直机关成立会计核算中心，实行了会计集中核算，实现了财政支出管理改革的新突破，也为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提供了新路子。     

证券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现状与发展思路

不同国家法律及其实施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权益以及公司治理体制.作者从法律角度来理解公司治理及其发展的诸多问题,从我国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及其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现状来看,我国投资者保护的基本法律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但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上都还未能形成高效的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体系,这一缺陷直接体现在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对此,作者提出成立维护投资者权益专业机构,将其作为诉讼主体来加强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     

浅析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

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其核心因素是供需双方的知识结构偏离，人力资源政策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措施。     

论篮球运动员竞技能力与年龄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中国和西班牙的青少年(国家队)篮球运动员、职业篮球运动员以及NBA运动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些篮球运动员出生在各个月份组别的分布情况研究,探讨出现这种情况的运动员培养、选拔机制等方面因素。     

海洋环境管理：从管理到治理的变革

随着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海洋环境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分支领域,也经历着从管理到治理的深刻变革。建立适合我国实践需求的政府、企业、公众间的网络治理模式是适应海洋环境管理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海洋环境管理主体间矛盾,有效治理海洋环境,实现海洋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动力机制研究

B超的滥用、强烈的男孩偏好以及对非法流产行为监控的失效共同构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充要条件,三者中任一条件不满足都不可能出现出生性别比偏高。尽管B超发明和滥用前出生性别比并没有异常,但也不能说出生性别比偏高与受教育水平、传统文化等因素无关。事实上,这些因素通过影响男孩偏好和B超的可获得性而影响出生性别比。由此出发,促进出生性别比回复正常,短期内应标本兼治,以治标为主———坚决禁止B超的滥用,关键是加强立法和管理;长期内则必须治本———消除男孩偏好,关键是加速农村城市化。     

家族的契约性质与我国中小型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研究

家族企业是一种“嵌入”于家庭组织结构及其治理机制之上的特殊企业契约。从家族的契约性质出发，分析中小型家族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时产生的代理问题，中小型家族企业因其自身特点宜采用包括关系治理、伦理治理与亲情治理在内的多重契约治理模式。     

基层党组织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时代价值及路径选择——基于广东省直机关疫情防控的实践样态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在基层。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社会的细胞,是党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它如何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当今世界一项重大"黑天鹅"事件,疫情在全球蔓延则是典型的"灰犀牛"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用实际行动打赢了一场场漂亮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本文以广东省直机关为例,总结省直机关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实践经验,对探索基层党组织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突发事件中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柔性政策动员：乡村治理中农户参与的实现机制——以独龙江乡草果产业为例

如何对政策目标对象进行有效动员,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议题。从乡村治理的历时视角看,“强干预式政策动员”是实现农户参与的主流过程。根据不同的乡村治理情境,政策动员存在着强度差异。结合个案分析与“柔性治理”理论,柔性政策动员尝试在理论层面对政策动员运作的类型学形成补充,其目标是实现农户的自主参与,基础是多元主体构成的行动网络,核心是动员策略的非强制性。独龙江乡的实践表明,在较弱执行压力与较强运作阻力的情境下,动员主体的强干预特性受到约束。基层政权、地方精英与普通农户形成了目标一致、行动各异的动员分工,共同构成责任有限、功能互补的行动网络。在此基础上,动员主体通过多元话语共意与互动关系软化实现柔性政策动员,进而在现实层面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一种可能。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