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犯罪与腐败的共生性问题研究

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都是当今世界严峻的社会问题。有组织犯罪与腐败绝对不是孤立的犯罪,两者互惠互利,共生共存,形成共生模式,产生共生能量,加速了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社会危害。有组织犯罪与腐败共生导致了有组织犯罪的力量不断膨胀,使政治腐败变本加厉,经济和精神领域逐渐被染黑,导致政府对有组织犯罪的查处难度不断加大。为了遏制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发生,政府必须加强对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的立法进程;从制度和机构建设方面,预防有组织犯罪和腐败共生;加强国际合作,从世界范围共同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犯罪。     

治理理论的三种模式浅析——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20世纪后半叶,为应对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各种“危机”,各国相继开始寻求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管理模式。在这一契机的推动下,各种政府管理理论相继出现,其中治理理论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理论代表,引起了各国的普遍关注和信赖,而且并尝试着把这一理论运用到本国的公共管理实践和改革中。可见,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成为实现这一理论价值的前提和基础,本文针对发展中国家治理的现实提出了治理理论的三种发展和实践模式,即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合作模式和公民社会主导型模式,希望对我国的社会治理有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股票期权制度在我国的实践性探讨

股票期权制度是 2 0世纪 70年代末期在美国兴起的一种薪酬制度 ,实践证明 ,它是一种合理而且成功的薪酬制度。但它的实际运用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 ,就我国公司目前的现状而言 ,实施股票期权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 ,故只能采取先在上市公司中试点 ,逐步放开的策略     

完善公司治理，构建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

内部控制是解决当前我国一些企业内部管理松弛、制度弱化、会计信息失真以及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重要手段之一。公司治理结构为内部控制提供了外部环境,内部控制为公司治理的有效运作和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只有通过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达到公司与所有利害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制衡与协调,才能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化,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进而保证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及作用的有效发挥。     

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股权激励制度分析

股权激励制度的有效实施可以将经营者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真正统一公司的经营目标,从根本上解决公司治理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但股权分置导致的同股不同权,造成实施股权激励制度的基本条件缺失,同时由于股改前相关法律法规的诸多限制,致使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无法实施.为确保股权激励制度的有效实施,我国必须建立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建立科学民主的业绩考核制度,同时加快股权激励制度的配套制度建设及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大力加强内部审计,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和我国企业改革背景下,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企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内部审计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要做好这项工作,应从对内部审计含义、职能和特征的认识出发,变革企业制度安排,建立立体审计网络,提高审计人员素质,采用先进的审计方法,调整内部审计的范围和重点,正确处理审计工作中的关系.     

英美模式对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治理结构的启示

资本主义公司进入第二阶段以后 ,出现了“经营者支配” ,我国国有控股公司中同样面临此类情况。如何完善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结构 ,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如完善资本市场、改革银行体制、选拔经理人才以及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等     

提高企业治理结构效率的对策研究

从产权结构、内部人控制、资本市场效率三个方面分析了造成我国企业治理结构效率低下的原因 ,又从实现国有股减持、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独立董事制度、信息披露和规范中介机构等四个方面探讨了提高治理结构效率的有效途径 ,对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起了促进作用。     

试析社会资本与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

城市多民族社区是结构复杂、异质化程度高的特殊社区,以信任、规范和社会网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能够很好地帮助此类社区提高治理绩效.然而现阶段,由于城市多民族社区同质性社会资本远远多于异质性社会资本,使得社区仍然呈政府"管理"而非社区"治理"的局面.为了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实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必须提升社会资本,构建社会资本与社区的良性互动关系,其中关键是促使社区中的同质性社会资本和异质性社会资本相结合并达到均衡.     

世界贸易组织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以TRIPS协定为例

WTO规范具有深刻的公共卫生含义。作为WTO的主要规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对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尽管TRIPS协定中包含了出于公共卫生考量而规定的灵活措施,然而,WTO并非以公共卫生为导向,其中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缺陷决定了WTO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而言是弊大于利。鉴于我国目前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和正在酝酿的医疗体制改革,我国应勇于利用WTO规范中的灵活性条款,提高药品的可获得性,从而促进我国的公共卫生治理,这本身也是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