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正义之维

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包含着深刻的正义吁求。发展与正义的关系远非可以用同质化的“收入”来简单地加以识别。正义既是发展的价值诉求,也是评判发展正义与否的标尺,发展既是正义的具体表征,也是正义实现的外在保障,两者耦合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对人类利益和价值的共同关注。对发展和正义之追求受人性本然之驱使,现实的人既是发展和正义的创造主体,也是价值主体。发展要稳妥地推进正义,正义要实现有效的发展,就必须跳出固有思维,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不仅在于自由之于发展有着工具性的意义,更在于自由本身的建构性价值,它内含于发展之中,发展的目的就在于人类实质自由的扩展和实现。     

美国著名智库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分歧与美国对华多重身份定位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全面系统地了解外部世界对于"一带一路"的真实态度和其内部的观点分歧就显得至关重要,其中美国的态度较为关键。论文选择了美国多家核心智库作为观察对象,系统检视了美国战略界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及其认知分歧,结果发现美国国际战略界对"一带一路"的分歧主要集中于其是出于经济发展动机还是出于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动机。进一步地看,这种对于"一带一路"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的不同判断,反映出美国战略层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多重定位,而这种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多重定位表明,虽然美国对华越来越疑虑,但美国战略界整体上仍然未把中国视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未从根本上认定中国正在挑战美国霸权和当前的世界秩序。     

论我国刑法平等原则的基础理论

作为保障我国宪法确立得以一致运行的基本法,刑法原则必须要与宪法原则保持一致。“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使用法律上任何人犯罪,罪刑一律平等原则”,其法源基础都是我国《宪法》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是虽说有明律规定,但是对实质性是否平等学界也是存在较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都聚焦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只是立法层面的平等,还是与司法统一的平等。针对目前依然存在的“同行不同性、罪刑不均衡、同罪不同罚”等违背刑法平等原则的情况,本文旨在围绕刑法基本平等原则,对其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其适用性提供理论支持。     

现代化进程视域下“新时代”形成脉络探析

现代化进程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指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使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均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它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世界强国的时代,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代,也是世界现代化新格局基本形成时代和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开创时代。"新时代"缘起于21世纪初中国模式的形成,发端于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明晰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的中国突出表现,基本确定于2012年中国梦的提出,强化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论陶渊明的历史哲学

总体上看,陶渊明历史哲学的观点主要体现于他的《命子》《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附尚长禽庆赞》等诗文中。在历史发展问题上,陶渊明认为人类的历史体现为来自远古的展开,是一个天运或天命的过程。同时,陶渊明认为历史是"道德"的呈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陶渊明有自己的标准:在历史中能够表现"道德",即便是以微弱的作用表现"道德"的,都是应当认可的英雄;相反,如果没有"道德"的因素或者"道德"特征不明显的人,即使是气吞山河、胸纳九州、包藏四海,建立了惊天动地伟业的君王将相,也应当无视其存在。     

国家治理范式下执法理念的功能性重构——以处理职业举报为研究视角

社会自治领域的日益扩大,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逐渐解体,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元性分化开始进行,治理型政府逐步成为现代政府建构的主导形态。权利本位的治理范式,重视主体间性,激活了交往理性,关注自我管理,重塑了权力责任,凸显服务职能,涵盖了为民品质。且随着法治国家的不断演进,单纯的形式法治已经无法适应治理型政府的要求,作为一种更为合乎权利保障要求的法治形式,实质法治亦将在执法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上述执法理论与执法目的的变迁,必然又直接影响到执法理念的更新与升级。管制范式下的干预性执法、惩戒性执法理念、自卫性执法理念、专断性执法理念需要得到及时地遏制,并不断孕育出给付性执法理念、恢复性执法理念、履职性执法理念以及参与性执法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