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省略的分类

对古汉语省略的研究长期以来存在分类过于简略的问题,以至于目前对省略这种语法现象还看不清。本文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分类,也与现代汉语作比较,以便对古汉语省略做深入的分析,从而进一步说明古汉语语法意合化的特点。     

西藏的语言多样性及其分类

文章一方面叙述西藏的多样性语言现象,另一方面尝试用一种计算机自动聚类方法对西藏的语言进行分类。文章采用编辑距离计算方法的编码和赋值,以及聚类算法和树形图呈现。实验采集了西藏的藏语及其方言,还有门巴、珞巴、僜人等族群的非藏语语言共计49种,包括目前尚未识别的一些地方话。实验结果表明:西藏地区分布着藏语和非藏语的藏缅语,藏语包括传统分类的卫藏和康方言,卫藏又可分为前藏、后藏、阿里和南部次方言;非藏语的藏缅语有门巴族语言、珞巴族语言、义都系语言,以及藏东和藏东南语言系属不明的地方话。与传统分类相比,文章中所用机器语言或方言自动分类相当合理,可信度很高。     

论校园导向标识的人性化设计

校园导向标识系统中引入人性化设计理念,体现了"为人而设计"的本质,具有文化性、关怀性、形象性、连续性和统一性等五个特征,校园导向标识人性化设计的表现方法可从地图标识、指示标识、名称标识和安全规范标识四方面尝试。     

自然资源负债核算问题探讨

自然资源负债核算是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关键。文章基于SEEA2003视角论证了自然资源负债要素存在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从自然资源负债理论、方法与实践应用三个方面梳理自然资源负债核算的研究内容。结果表明：自然资源负债核算涉及多门交叉学科,理论基础依据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属于会计学概念还是统计学范畴展开;基本内涵主要从环境会计、环境经济核算、政府治理、可持续利用这四个研究视角进行界定;核算方法与实践应用不够系统和全面。最后,依据SEEA2012中心框架内的自然资源分类,尝试确定自然资源负债核算的具体内容与基本表式。     

企业金融化与盈余管理——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证据

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为研究目标,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分类转移盈余管理、联合盈余管理的影响。得出结论：真实盈余管理和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分类转移盈余管理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金融化会促进企业分类转移盈余管理程度;联合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仍存在“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金融化对应计盈余管理和联合盈余管理的“U”型影响更加显著。提出建议：优化金融机构资源配置效率,拓展企业融资途径和效率,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企业管理层应合理支配企业剩余资本,平衡好经营性资产与金融资产的比例;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强对管理层作出金融化决策行为进行管控,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政府应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减少企业过度金融化行为。     

方法运用的有效性问题

方法运用的有效性,既涉及到如何看待形而上学和当代哲学发展中的新转向,又有赖于对方法运用有效性的基本原则的贯彻。     

论职务犯罪心理的成因

所谓职务犯罪心理成因,是指能够影响职务犯罪心理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各种因素的总和。按是否属于国家公职人员主观性认识来划分,可把职务犯罪心理成因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大方面。客观因素又可分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两个方面。前者指国家公职人员生活和工作所处的社会大背景,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行业因素等;后者指国家公职人员生活和工作所处的社会小背景,主要包括国家干部管理体制、国家公职人员所在单位的规章制度、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体制以及亲朋好友的态度。主观因素具体包括国家公职人员的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法制意识,群众观念和对人民的感情,工作作风、生活和消费观念。一般来说,主观因素是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心理的必然性决定因素,客观因素则是偶然性决定因素。     

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在逻辑学研究中的价值与运用

逻辑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主要从形式方面研究思维与它们之间的联系问题。从逻辑学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始终立足于实践的基础上。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不仅促进了逻辑学的起源与发展,并且与其内在性质有诸多契合之处,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在逻辑学中的具体应用,探索其蕴含的价值与意义。     

文史研究方法的若干思考

随着人类对本体论的认识愈益深入,作为求知可靠基础的理性已受到严重的质疑。而以归纳推理为核心的中国文史研究的传统范式,该如何克服固有的缺陷和寻求新的拓展,以及怎样避免滑入不易觉察的陷阱,就成为一个值得费心思量的问题。     

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作为“创新”主要力量的企业个体,怎样最大程度发挥创新活力已成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成功的关键。通过对2017—2020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创新投资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高科技和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内部控制质量正向调节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在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关系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高管薪酬粘性作为一种补偿性制度设计强调奖励或给予轻微的惩罚,对于高层管理者在创新初期失败的惩罚相对宽松,能够有效地激励高管进行创新活动,同时又受到内外部情境因素的不同影响,这为国有企业建立以创新为导向的薪酬制度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