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废除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

学术界有人主张废除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这有悖于我国的文化传统,不利于高效地实现公正。对因审判行为不当导致的生效裁判错误,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纠错,应当视为一审、二审之诉效力的延伸与补救,是对诉权的监护,合于司法原理,独具特色而又科学。     

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制度选择与模式构建

现代社会犯罪率上升 ,刑事司法积案严重 ,对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实行简化审理 ,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缩短诉讼周期、降低诉讼成本 ,是司法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应对之举。本文从刑事案件实行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海外借鉴及现实需要等角度论证了实行该制度的必然性 ,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 ,对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适用条件与操作流程作了深入的阐述     

刑法罪名简繁利弊辩--以中、日刑事立法比较为例

近年来,在刑事司法中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1997年才全面修订的、有400多个罪名的刑法典对一些犯罪案件却难以适用.通过对中、日两国刑事立法的比较分析,探讨了刑法罪名简略与繁缛的利弊得失.认为罪名的简繁各有利弊,但简略利大于弊;法的特性决定罪名的高度概括性;刑法的适用需要法官的判断和推理;关键是尽快改革司法体制,大力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     

论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根基和属性——一种多视角的分析与考察

近年我国刑法学界,刑罚个别化原则正日益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刑罚个别化原则有其内在的合理根基它在方法论基础上得益于近代犯罪学对刑法学的推动;在伦理内涵方面体现了人性关怀;在价值追求中实现了公正圆满.刑罚个别化原则不仅仅是一个量刑原则或刑法原则,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刑事政策原则.     

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记重庆市凤城监狱

重庆市凤城监狱前身是地方劳改大队。几经改制．1995年始建监狱。八年来，监狱以司法部三年素质教育为契机，以“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为重点．抓班子带队伍，抓中干带队伍，抓党员带队伍，抓团员带队伍，抓典型带队伍．抓帮带带队伍，坚持“八要六不”工作方法，以理论指导实践，讲学习强素质，讲政治明责任，讲正气树形象，讲规范求高效，形成了团结向上、风正气足的领导班子，建成了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纪律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民警职工队伍。坚持”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以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为中心工作．按照司法部“三个绝对不能”、“四个绝对不允许”和市委关于“管得住，改造好”和司法局“力争不出事、确保不出大事”的要求，按照“创建平安监区、建设平安监狱”的总体目标，坚持严格、科学、文明地管理罪犯．创下了最好的历史佳绩，1999年至今，监狱未脱逃掉一名罪犯，罪犯的行政奖励面达到47％左右．罪犯的刑事奖励面达30％．确保了监狱安全稳定，为维护社会安定作出了贡献，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论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方面

我国现行刑法第38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了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此后，司法解释和刑事立法对该罪的规定又几经变化，由于立法对客观方面规定得不够科学、明确，司法解释又没有准确解释出立法之内涵，使得人们对这一危害行为在认识和处理上存在一定分歧。要准确认定该罪，有必要对其客观方面进行理论探讨。本文拟就挪用公款罪客观表现中的有关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     

在轻重之间求平衡——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完善

刑事政策轻缓化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在轻罪刑事政策指导下,应当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依据不同的情形进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非监禁化的处理。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属于轻罪,对该罪的修改应该在轻罪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对该罪的具体情形进行细化区分,通过增加罚金刑、缓刑和法院禁止令等手段,完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     

毒品犯罪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尽管我国一直对毒品犯罪采取高压态势,但毒品犯罪数量、吸毒人数、查获毒品数量等却不降反升,毒品犯罪治理陷入了"越打越多"的困境。境外毒源地对中国渗透加剧,毒品犯罪组织的反打击能力增强,这些客观因素增加了毒品犯罪控制的难度。从刑事治理来看,存在毒品犯罪大量适用重刑、刑罚裁量过分重视涉案毒品数量、从严惩治的目标群体定位不准等问题。要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上升的趋势,需要对源头犯罪、对毒品犯罪组织中的核心成员从严,对受雇佣、受指使参加毒品犯罪的人从宽,弱化涉案毒品数量的刑法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变通施行刑法视野下的刑事和解

通过介绍刑法变通权的概念与类型,刑法变通权在我国的行使依据和现状,提出刑法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变通施行的现行制度缺乏可行性与合理性。同时强调刑事和解具有变通刑法的性质和功能,又能避免现行的刑法变通制度固有的弊端,且与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法律文化高度契合,应作为刑法在少数民族地区变通施行的主要途径。伴随新刑诉法对刑事和解的制度化确立,通过刑事和解实行刑法的变通将不再只是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权宜之计,而应视作顺应刑事法律制度变革趋势的创新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