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法制到现代法治——建国初期禁毒法制的历史审视与现实观照

建国初期的禁毒运动,在彻底禁绝鸦片烟毒的同时,也初步构建了新中国禁毒法制框架。这种具有时代特色的革命法制虽然有助于高效彻底地肃清毒品,但是也直接影响和支配着禁毒工作的纵深推进,给当代禁毒法治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主要体现为:禁绝毒品目标的提出、运动式禁毒会战的启动、指标化考核方式的盛行、斗争化戒毒理念的形成等。面对日趋复杂的毒情形势,我们不能希冀简单复制疾风骤雨和群众运动式的治理模式,只有将禁毒工作真正纳入法治化、科学化、理性化的轨道,才能有效治理毒品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社会危害。     

证据裁判原则与刑事错案的防范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司法证据制度的核心原则,要求在对证据资格进行审查判断时应当遵循相关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规则和意见证据规则,在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时应当遵循证据补强规则。刑事错案产生的证据原因包括口供本位主义、案卷证据中心主义的盛行以及庭审质证的缺失等。从证据裁判的角度出发,刑事错案的防范应当由口供本位走向物证本位,完善直接言词原则,提高必要证人出庭率,同时还要确立被告人质证权,完善质证规则,证明标准下的疑罪从无应坚持"次优选择"。     

新形势下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博弈

民意自古以来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的运行,被认为是评定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双重标尺。在罪刑法定的刑法基调下,民意在司法运行中陷入了困境,这一切主要是源于我国所构建的封闭的刑法理论体系。鉴于司法机关传统的“独白式”刑法解释论,民意的理性引导和适当的介入便显得尤为重要。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我国发达地区法院系统率先试行刑事和解制度,引发了对该制度公平性和合理性的广泛争议。刑事和解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一种刑事思潮,体现了刑事诉讼价值的多元化趋势,并且在很多国家已经成功的制度化,成为刑事诉讼程序外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结合我国当前司法现状和基本国情,在一些现有的法律制度中融入刑事和解制度基本的"和解"和"恢复正义"的精神,有利于弥补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的不足,促进司法和谐。     

被告人程序选择权的界定及其正当性探析

作为刑事被告人人权保障的一个方面,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尊重并在不同程度上赋予了被告人以程序选择权--即在法定范围内,被告人有权依自己的意愿选择刑事诉讼的有关程序及与程序有关的事项,具体如对审判程序的选择和对审判方式的选择.虽然程序选择权未被表述为被告人最基本、最重要的诉讼权利,但因其有着广泛的理论依据从而具备了存在和发展的正当性,故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也应当受到重视.     

刑事诉讼非要件事实证明标准探析

狭义的刑事非要件事实是指定罪事实以外的实体性事实,包括量刑事实和诸如逮捕、立案等其他过程事实.证明标准层次化构建的内在机理是在司法动态运作过程中,审判者就不同证明对象的重要性对其证明程度进行区分,实际是控辩双方所提出证据的证明力的差异程度,这种差异遵循的基本原则主要是区分重要诉讼权利与一般诉讼权利、以中度、低度证明标准...     

定罪免刑的适用现状与规范判断路径——以256份刑事判决书为实证分析

定罪免刑作为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在当前积极刑法观的时代背景下应当格外予以重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法谦抑性的难以偏废,致使定罪免刑在司法实践的适用中并不鲜见,然而实证分析揭示出,定罪免刑的实践现状仍然存在着适用标准模糊、法条引用混乱及释法说理不充分等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契合刑罚目的和促进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必要厘清定罪免刑条款的适用标准及界限。应当从定罪免刑的尺度基准、性质定位及刑法教义出发,深入探析司法适用陷入困境的背后缘由,澄清定罪免刑制度的认识误区并完善实践适用的判断路径,以期为司法实践的规范运行提供借鉴,从而改变定罪免刑滥用误用的混乱现状。     

财经数据

京沪高铁轮轨方案最终胜出;中国不会出售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上市公司高管违规违纪将受到刑事处罚;“泰纳线”一期工程将率先向中国供油;2005年全国税收突破3万亿元;     

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多视角分析

长期以来,被害人权利保障受到忽视,已为西方国家普遍建立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在我国亦阙如,许多案件的被害人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从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源"和"流"、迫切性、可行性、局限性等方面进行了多视角分析,以图在现实和理论上为在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寻找依据,客观指出这一制度的局限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