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立法公众参与的限度

近年来刑法修订引发的社会公众参与热情不断升温,刑事立法的公众参与对于提升立法公信力、促进刑事法治的良性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刑事立法中公众参与不是要求立法者一味依从民意冲动立法,因为谁能代表社会公众的命题尚需解答。社会公众对刑事立法的参与反映了其对刑事法律的期待,但是,这种期待能否转换为法律则需要立法者以高度的理性来面对,必须考虑这种期待是否符合刑法原理、制度设计以及立法技术等因素。刑事立法的专业化、精英化与民意表达的大众化存在着紧张关系,应当维护立法权威,加强刑事立法的体系化,刑事立法公众参与应当具有一定限度。1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生效施行,其中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一章作为第五编第二章。在此之前我国地方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少关于"刑事和解"的尝试。比如2003年7月,北京市委政法委下     

刑事和解制度的人性探析

人是社会的主体，也是法的主体，人性的研究对法律制度的合理制定至关重要。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制度，强调双方当事人平和地解决纠纷以恢复原有的和谐社会关系和秩序，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关怀。本文以人性为切入点对刑事和解制度进行剖析，提出刑事和解制度在人性视野下存在的问题，并在人性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建议，以期使...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2012年)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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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社会抗拒风险化解的治理之道与权宜之计

从正常的利益抗争演进到非现实性冲突性质的刑事社会抗拒，打压为其提供了原动力，打压所输入的风险能量与合法性状态、相对剥夺感的强弱、改变被剥夺境遇的可能性和边缘化人格等因素交互影响、彼此“型塑”，共同铺设了社会抗拒的刑事路径。因此，刑事社会抗拒风险的治本之道在于通过公共政策建构实现平衡治理，就当前已对社会稳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的利益抗争而言，理性回应利益表达和阻断潜在行为者的边缘化人格生成是化解刑事社会抗拒风险的权宜之计。     

运用刑事法制理念应对恐怖主义犯罪问题研究——以美军利比亚反恐为切入

美军在利比亚的反恐行动突显出许多法律上的问题,鉴于目前国际组织及各国、各地区的反恐实践,首先应明确恐怖主义活动是一种危害极其严重的有组织的暴力犯罪行为,针对恐怖主义犯罪应以适用刑法为主导,辅之以其他应对措施。对我国反恐策略而言,应以刑法的正面预防为主,即刑法需提前介入,同时制定一部反恐单行刑法,以明确恐怖主义犯罪的范围,另外应将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有关罪行及时转化为国内刑法的罪名,以此加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力度,确保刑法反恐机能的充分发挥。国际刑事法院对于其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及范围应有所突破,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国际反恐的合力效用。     

在华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法律应对

伴随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出现、增多和整个国家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口激增,中国开始面临长期困扰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国人犯罪问题。文章在分析北京地区近10年外国人犯罪的规律和趋势的基础上,着力思考如何解决城市、国家的国际化发展与外国人犯罪应对体系滞后的现实问题,如何构建与城市、国家的国际化程度相适应的外国人犯罪刑事政策,如何设置顺应国际人口流动的出入境犯罪罪名体系,如何在全球化趋势下扩张中国刑法的适用范围、强化属地管辖意识和增强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从而尝试为应对中国境内国际化大都市的逐渐增多和整个国家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而做好法律层面的准备提供学理支持。     

论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

社会危害性理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犯罪构成和整个犯罪论体系建立的基础。随着罪刑法定原则的在刑法中确立，再加上对西方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社会危害性理论进行批判。文中旨在通过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研究，以期正确认识其作用和地位。     

关于刑事审判中若干疑难问题探究——赴刑事审判庭实践锻炼成果

纵观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刑事审判居于中心地位,也是具有决定性的阶段。它不仅能决定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也关系着刑事追诉的能否成功以及国家具体刑罚权能否实现。本文从自身实践锻炼的具体情况出发,主要以酌定情节的适用、死刑案件的审理和量刑规范化等问题为着手点,探究刑事审判的特点。     

论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之修正——以运输毒品罪为视角

对毒品犯罪的惩处一直存在重刑化倾向,应予适当修正。司法实务中认定运输毒品罪的既未遂标准不利于实现量刑均衡。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在具体适用时难以区分,可考虑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