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活体器官移植行为的刑法正当化

我国《刑法》未禁止活体器官移植,但法学界一直未能为活体器官移植行为提供合适的刑事正当化理论。活体器官移植行为的正当化事由不是"被害人同意",而应当是"正当治疗行为"。只有符合医学适应性、医术正当性以及供体和受体的知情同意这三个要件的移植行为才属于"正当治疗行为",才能作为"正当业务行为"阻却违法性从而实现刑事正当化。而病变器官移植则属于治疗性人体试验,只有在符合特定要件的情形下通过"危险接受理论"才能实现刑事正当化。     

非传统安全下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表现及防控研究

非传统安全具有威胁不确定性、相互关联性等特点.在非传统安全的背景下,在威胁不确定性、相互关联性等因素的影响下,企业面临着可怕的刑事法律风险,这些风险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对于这些风险,如果处置不当可使企业损失惨重,直至破产倒闭.但是,依据一定的防控原则,依法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这些风险便可逐一化解,最终使企业安然无恙,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刑事没收中涉案财物范围研究

我国《刑法》第64条是涉案财产刑事没收的实体法依据,但该条文内容粗疏,语义模糊,没收对象及其范围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刑事没收适用混乱。应予没收的涉案财物应明确为违法所得、违禁品与供犯罪所用财物,且三类没收对象的范围亦应进一步明确。     

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研究

由于我国城乡差距的长期存在,受乡村地区地理环境、民俗传统及诉讼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刑事审判制度尚需依乡村地区特殊性进行变革.本文就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进行深入探讨,并结合实践研究改革方案,健全现有的司法系统,更好地捍卫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利益衡量原则下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检讨

近年来的刑事再审司法实践表明,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制度设计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比如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设计不合理,提起再审程序的事由与程序要求不具体,提起再审程序的时效及次数未做限制,等等。基于刑事诉讼程序一般原理以及利益衡量原则,结合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现行刑事再审程序之问题和不足,改革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设计应坚持以下价值取向:努力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合理衡平,突出程序公正前提下兼顾实体公正,优先满足诉讼公正的同时不可偏废诉讼效率,坚持以法律事实支持司法裁判。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完善过程中,要在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的申诉权的同时,取消法院刑事再审提起权;明确和具体界定刑事再审提起事由;限制刑事再审提起期间及次数;严格遵循"疑罪从无"原则,排除"疑罪从轻"裁判。     

内地与港澳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初探

近年来,内地与世界各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上发展迅速,但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却在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上长期裹足不前,这既有不同法域传统和理念的问题,也有司法和法律制度差异问题,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间存在信任与尊重问题。各方面应当在"一国两制"原则的指导下,从有利于国家发展战略和三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加强互信和合作,共同打击犯罪,争取早日在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会调查制度

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制度,但我国现行法律中的这一制度缺乏权威性、科学性、系统性和协调性,最终致使其缺乏可操作性；针对其缺陷,重点探讨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和启动、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极其法律属性,并提出了完善建议.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司法理念的进步，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司法公正的视野下，一些问题和不足渐渐浮出水面，亟需面对如何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实现“司法正义”，达到惩罚与保护的双功能。     

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我见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包括物质损失,但不包括精神损失。而精神损害赔偿及其相关制度在民事法律领域已得到广泛确立,刑事立法却予以否定,在逻辑上及法理上都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无论从必要性、可行性两个方面分析,都应该确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通过立法,完善对被害人精神遭受损失情况下的赔偿问题,以改变当前我国法律在该领域的空白现状,更好地保护公民精神上应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