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诉法修改后的律师刑辩权利

控辩失衡、"三难"和律师执业风险等突出问题,已严重损害了律师的刑辩权利。为此《律师法》首先进行了修改。而此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能否与《律师法》进行无缝对接,需要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因为这不仅关涉律师刑辩权利的落实,而且关涉这部法律自身的成长。     

刑事侦讯：权力表达的独特性、分类及影响

［摘要］一般而言，刑事侦查的各项活动均可视为国家权力表达的活动。然而，刑事侦讯作为一种权力表达的固有形式则有着其他侦查行为不具备的典型性特征：一是刑事侦讯对象的特定性；二是刑事侦讯的目标与国家权力表达的目标具有更为贴近的联系；三是刑事侦讯不仅可以直接表达国家的权力，而且权力表达的方式具有多样性。刑事侦讯的权力表达从不同角度可分为直接与间接、合法与非法以及正当与非正当的权力表达等三种类型，不同的权力表达所运用的权力符号及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权力表达理论对刑事侦讯的工具性、政治属性及行政化倾向有着重要影响。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的特别程序——再谈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刑事和解制度首次纳入特殊程序范围,这是我国刑事司法理念不断创新和提升的直接体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为确保刑事和解制度能够切实运行而不空为一纸规定,有必要对该制度的存在基础予以明晰,同时进一步完善其运行机制,最终实现刑事和解程序化解当事人矛盾、弥补受害人损失、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的根本目的。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少年刑事 司法中的适用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重要原则,我国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适用该原则。由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具有模糊性的特点,增加了我国适用该原则的难度。从宏观上说,我国的少年刑事司法不仅应当立足于国家与社会的实践,以转化的方式适用该原则,而且还应当进一步调整刑事司法理念以更好地适用该原则。从具体措施来说,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应当通过建立"儿童利益最大原则"的统一解释制度,建立我国少年刑事法院,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制度等方式来更好地适用该原则,从而全面保障我国未成年人在刑事司法中的权利。     

论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限制适用

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限制适用对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国家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的动态平衡,促进刑罚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最大限度地避免刑事和解产生消极影响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限制适用应遵守一定的原则,具体包括被动介入原则、价值平衡原则、综合评价原则。司法实践中,应以犯罪侵犯的法益或者犯罪客体为标准来把握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具体范围,只有单纯侵害个人法益或者所侵害的法益均属于个人法益的死刑案件,原则上才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论刑事审后程序

刑事审后程序是指除审判监督程序外刑事判决生效后一系列程序的总称,包括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程序以及刑罚被执行完毕人员的前科消灭程序等内容。刑事诉讼法学界除了对作为刑事审后程序重要内容的刑事执行程序研究较为充分外,还没有人对刑事审后程序作过系统的专门研究。对刑事审后程序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建立和完善被害人损害赔偿制度和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立刑罚被执行完毕人员前科消灭的法律制度,不仅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刑事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刑事诉讼中有关证明责任主体问题分配的讨论一直未停止，而作为刑事诉讼一方当事人的被告人是否应当承担证明责任，则是证明责任在这一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本文主要就被告人的诉讼性质以及诉讼地位等各个方面来全方位研究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是否承担证明责任和承担怎样的证明责任。     

人体活体器官移植行为的刑法正当化

我国《刑法》未禁止活体器官移植,但法学界一直未能为活体器官移植行为提供合适的刑事正当化理论。活体器官移植行为的正当化事由不是"被害人同意",而应当是"正当治疗行为"。只有符合医学适应性、医术正当性以及供体和受体的知情同意这三个要件的移植行为才属于"正当治疗行为",才能作为"正当业务行为"阻却违法性从而实现刑事正当化。而病变器官移植则属于治疗性人体试验,只有在符合特定要件的情形下通过"危险接受理论"才能实现刑事正当化。     

非传统安全下企业刑事法律风险的表现及防控研究

非传统安全具有威胁不确定性、相互关联性等特点.在非传统安全的背景下,在威胁不确定性、相互关联性等因素的影响下,企业面临着可怕的刑事法律风险,这些风险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对于这些风险,如果处置不当可使企业损失惨重,直至破产倒闭.但是,依据一定的防控原则,依法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这些风险便可逐一化解,最终使企业安然无恙,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