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对理解犯罪的贡献

过去十年来运用实证经济学方法对犯罪以及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急剧增多,其中许多研究都强调对因果关系而不是相关性的识别。这些研究通常认为更多的警力和监禁人数会导致更少的犯罪,而当前在美国使用的死刑似乎对减少犯罪并没有影响。此外,我们回顾了主要由经济学家参与的其他三种与犯罪行为相关的争论:种族形象定性、易隐藏型武器法律和堕胎合法化的影响。     

我国律师在场权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当前，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律师在场权作为刑事司法文明进步的体现，都得到逐步确立和实施，而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在这方面尚处在空白状态，只是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随着我国律师法和新刑诉法的制定和适用，人权保障理念和扩大辩护权思想逐步成熟，法治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笔者认为初步构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农村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维权探究

我国农村庞大的未成年人群、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以及农村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维权中遇到的各种现实难题，决定了加强和完善农村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维权工作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本文以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象山法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实践为例，在具体阐析了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以及农村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维权中存在的现实难题后，从科学理念、审判程序和模式、相关制度和规定等方面，对加强和完善农村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维权工作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据此提出了一些笔者认为可行的具体建议。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刑事政策模式的选择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护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刑事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的。刑事政策模式的选择必须与社会实际发展状况相适应。     

数字

1%日前召开的重庆市两会上披露,重庆市政府将对房地产市场加强财税调节,并确定开征高档商品房房产税。财政部已经原则同意重庆开征商品房房产税,重庆市正抓紧完善相关方案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限制与保障

随着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暴力触法事件的增多,社会公众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置争议不断,理论界更是展开了争鸣,涌现出了"维持论""降低论""补足说"三种观点,这三种观点均存在不足之处.维持现状、不作任何改变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其既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扼制,不能达成刑法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之目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大势所趋.《刑法修正案(十一)》正确回应了这一社会现实需求.但是,如何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实体性限制与程序性保障,兼顾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实现立法者的立法意图,仍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尚有许多细节需要讨论.同时,我们应借助《刑法修正案(十一)》所提供的新的制度性空间,完善保安处分制度,对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触法未成年人加强管教,避免放任自流以致其再危害社会.     

《民法典》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发展

《民法典》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上作出了重要发展,认可在违约责任的框架之下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认可对具有人身意义的物品的损害,如果是基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事实上确认刑事责任的承担与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承担互不影响。通过《民法典》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上的发展,可以发现《民法典》在制度革新,法渊源整合以及解释论框架建构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人工智能在刑司领域的现实需求与定位

随着社会生活逐渐步入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法学界同样开始注重法律,尤其是司法领域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部分法院尝试开发了人工智能办案系统,在公检法共享办案平台上初步实现了证据标准和证据规则统一、量刑参考和文书自动生成等方面的智能化。但是在计算机科学与法学结合的道路上,需要斟酌的不仅是技术上的障碍,还应考虑法官的接受度和实际效用,以及人工智能在刑事司法领域的禁区范围,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定位人工智能在刑司领域的作用及功能。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审计费用 ——基于独立董事的调节效应

文章基于审计定价和行为金融理论,探讨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独立董事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更进一步分析了区分产权性质后独立董事对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审计费用的影响.以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审计费用的关系以及独立董事比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与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相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导致更高的审计费用;独立董事在其中起着调节作用,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越能弱化这种正向关系;在国有企业中,独立董事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强.     

论死刑案件刑事裁判对公众舆论的涵摄——基于刑事裁判规范生成与证成的考量

公众舆论与刑事裁判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由于涉及人的生命,死刑案件的裁判更能引发公众舆论的关注。死刑案件中的公众舆论是死刑文化的征表,司法审判时需要加以考量,在死刑改革中更需予以正视。在死刑裁判规范的生成过程中,公众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危害性的征表,其可以作为合法性的事实理由存在;在死刑裁判的证成阶段,公众舆论可以作为裁判的合理性理由存在。但是,死刑案件的裁判结果并不是必须与公众舆论相一致,提倡在坚持死刑适用的实质标准前提下,同时兼顾死刑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可以使死刑裁判更具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