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标的物毁损或灭失之执行问题研究——兼评《民诉法司法解释》第494条

交付特定标的物的权源是复杂的,主要在于其所依据的请求权基础追求的价值目标有所差别,分为追求物的完整利益和物的价值利益两种情况,两种利益的损害赔偿方法是不同的。该物毁损或者灭失时必须根据其权源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损害赔偿方法。毁损或者灭失发生的时点以及可归责原因等因素也将影响程序的选择。解决特定标的物毁损或者灭失的执行问题需要在区分交付特定物权源的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损害赔偿方法,并结合毁损或者灭失的时点、可归责原因等因素寻找方案。     

刑事社会抗拒风险化解的治理之道与权宜之计

从正常的利益抗争演进到非现实性冲突性质的刑事社会抗拒，打压为其提供了原动力，打压所输入的风险能量与合法性状态、相对剥夺感的强弱、改变被剥夺境遇的可能性和边缘化人格等因素交互影响、彼此“型塑”，共同铺设了社会抗拒的刑事路径。因此，刑事社会抗拒风险的治本之道在于通过公共政策建构实现平衡治理，就当前已对社会稳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的利益抗争而言，理性回应利益表达和阻断潜在行为者的边缘化人格生成是化解刑事社会抗拒风险的权宜之计。     

运用刑事法制理念应对恐怖主义犯罪问题研究——以美军利比亚反恐为切入

美军在利比亚的反恐行动突显出许多法律上的问题,鉴于目前国际组织及各国、各地区的反恐实践,首先应明确恐怖主义活动是一种危害极其严重的有组织的暴力犯罪行为,针对恐怖主义犯罪应以适用刑法为主导,辅之以其他应对措施。对我国反恐策略而言,应以刑法的正面预防为主,即刑法需提前介入,同时制定一部反恐单行刑法,以明确恐怖主义犯罪的范围,另外应将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有关罪行及时转化为国内刑法的罪名,以此加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力度,确保刑法反恐机能的充分发挥。国际刑事法院对于其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及范围应有所突破,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国际反恐的合力效用。     

试论中国民间调解制度的历史演变

笔者通过对调解制度的产生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对调解制度的改造及改革开放后调解制度的发展,来分析中国民间调解制度的历史演变。我们相信人民调解制度在充分汲取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法治的丰富营养后,会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地发展。     

在华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法律应对

伴随北京、上海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出现、增多和整个国家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口激增,中国开始面临长期困扰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国人犯罪问题。文章在分析北京地区近10年外国人犯罪的规律和趋势的基础上,着力思考如何解决城市、国家的国际化发展与外国人犯罪应对体系滞后的现实问题,如何构建与城市、国家的国际化程度相适应的外国人犯罪刑事政策,如何设置顺应国际人口流动的出入境犯罪罪名体系,如何在全球化趋势下扩张中国刑法的适用范围、强化属地管辖意识和增强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从而尝试为应对中国境内国际化大都市的逐渐增多和整个国家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而做好法律层面的准备提供学理支持。     

民事执行当事人主体调整的思考

在民事执行方面,不仅理论上专家学者在这个领域少有论述,而且实践中中国现行法律对其规定也非常少,导致实践中执行当事人主体的调整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和疑难化,直接后果就是法院执行难度增加,执行当事人上访数量增加。为缓解法院执行难,减少执行当事人上访数量,解决法院执行压力大,应当从三个方面厘清民事执行当事人主体调整的范围和程序救济:一是执行调整的主体范围;二是执行规范调整的启动程序;三是完善执行审查及救济程序。     

建设工程转包合同民事责任探究——兼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4]14号”中的转包规定

在中国目前法律语境中，建设工程转包合同一律被依法确定为无效合同。但是为了有效维护转包合同法律关系中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实际施工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司法解释，确立了无效转包合同参照有效工程合同处理的基本原则，赋予实际施工人建设工程价款支付请求选择权，径直向发包人主张诉权等程序制度。然而由于司法解释对核心概念界定不一致和责任承担划分不明确、不具体等缺陷，导致实践中法律理解和适用上的新问题，蘧需进一步探讨和澄清。     

论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

社会危害性理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犯罪构成和整个犯罪论体系建立的基础。随着罪刑法定原则的在刑法中确立，再加上对西方刑法理论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社会危害性理论进行批判。文中旨在通过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研究，以期正确认识其作用和地位。     

检察环节刑事被害人救助支持赔偿诉讼前置刍议

救助金额偏低是当前检察环节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以支持赔偿诉讼作为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前置程序,支持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强化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注重事后追偿,既可充分维护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民事权益,也能缓解救助经费不足的压力。     

劳动争议案件证明标准的重新构造

只要承认劳动关系与民事关系不同,那么,就要承认用于调整劳动关系和民事关系的程序法就应当有所不同。但是,目前我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调整这两者的程序法统一为民事诉讼法,这不仅明显缺乏理论基础,而且对于日益增长的劳动争议处理的效果也十分不理想。因此,本文提出高度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在劳动争议案件中重新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