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罪刑法原则论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罪在立法上没有明确的构成要件,缺乏具体的行为方式,使此罪的规定充满了模糊性。近年来,该罪的适用有滥用之嫌,从道路交通秩序领域到市场经济秩序领域、公民个人权利领域到社会管理秩序领域,危险方法的方式五花八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越来越显示出口袋罪的特征。     

论“见危不救”刑法规制的正当性

透过网络等媒介,现实生活中见危不救行为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让人触目惊心,感叹于人性冷漠的同时,为避免悲剧的再次上演,学术界对见危不救入刑的立法呼声日益高涨。本文主张在当前风险社会和陌生人社会并存的人文环境下,用刑法规制见危不救行为,以期在全社会重塑一种"救人于危难"的集体意识。     

商业秘密的制度困境与刑法保护——由两会代表李长杰的议案引出

刑法在介入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上并没有因为扩大刑罚的适用范围和刑罚力度,而遏制住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反而侵犯商业秘密罪的适用对商业秘密的保护的合理性遭到了质疑。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认定与完善,以及商业秘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司法抉择增加了新的难点。本文以李长杰的议案为切点,提出商业秘密保护的最佳刑法方案,保障商业秘密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     

我国信息披露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以因果关系和信赖推定为中心

信息披露民事责任制度是我国证券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善的核心在于因果关系要件,而因果关系的认定与重大性标准和信赖推定原则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结合法理学及司法实践对两者进行细致解析。本文认为可将重大性标准排除在因果关系认定标准之外,而信赖推定原则以欺诈市场理论为经济学基础,具有诸多可借鉴性。     

犯罪圈的扩张及其合理限制——以我国刑事立法的变迁为视角

犯罪圈的扩张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主导方向,现代化的发展、权利的保护是犯罪圈在特定时期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立法上的犯罪化的内在根据,在于行为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犯罪圈的扩张应当受到合理限制：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考虑新增罪名与其他罪名的关系,考虑国民的感受与认同并理性对待民意,在注重入罪的同时,也应做到及时地出罪。     

文化遗产法益的刑法保护

文化遗产有物质和非物质两种表现形态,其根本属性在于文化性、公共性,经济性则是次要的;文化遗产权主要由包括刑法在内的公法加以保护,辅之以私法保护。现代刑法中法益概念和机能发生着嬗变,文化法益为文化遗产的新型法益。我国刑法偏重于保护文物的传统法益而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法益,因而有必要对文化遗产的法益结构进行优化,适度加强对文化法益的保护力度,对相关刑法规定存在的缺陷加以完善。     

中国城市化与碳排放动态因果关系研究:基于拔靴滚动检验方法

本文利用拔靴全样本因果关系检验和分样本滚动窗口检验方法检定中国城市化和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利用中国1949-2013年度数据,拔靴全样本因果关系检验证实中国城市化是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而碳排放不是城市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在考虑结构突变的情况下,检验自回归模型参数稳定性的结果表明用全样本数据估计的城市化水平和碳排放量在整个样本期间内并不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城市化水平和碳排放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在整个样本期间并不稳定。这意味着全样本因果关系检验并不可靠。随后利用拔靴滚动检验来求证两个变量间的动态因果关系,以30年作为一个滚动窗口,结果表明从1990年到1992年间城市化是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对碳排放有微弱的正面影响,从1999年到2001年城市化开始对碳排放产生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大部分年份城市化不是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1980年到1988年期间,碳排放是城市化的格兰杰原因,碳排放对城市化有正面影响。除此之外大部分样本期间内,碳排放不是城市化的格兰杰原因。     

向死而生：我国附属刑法的立法批判与体系重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附属刑法即将走过40年的立法历程,随着社会生活的更新变化,在预防和规制犯罪方面的作用越发重要。然而,当前“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单一的犯罪宣示性立法模式,使附属刑法本应具有的犯罪创制、法典修补、条文指引等实质机能烛尽光穷。究其原因,源于对历史之殇的矫枉过正和对法典范式的过度信赖,使附属刑法丧失了独立的体系地位,成为刑法典的陪衬。但是,刑法典自身的迟钝性与滞后性,注定了其无法回应特殊领域法益保护的“供给需求”,因而在规制这些犯罪时力不能及。所以,必须重新赋予附属刑法实质机能,确立其独立地位,废除单一犯罪宣示性模式,重新构建以指引性为核心、修补性为主体、创制性为补充的多元化模式,使其与刑法典共同肃清危害社会发展的犯罪荆棘。     

恶势力的刑法定位

对恶势力的认定,可以从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三个方面进行。如何区分恶势力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关键要看其是否具有"对社会的非法控制性"。恶势力本身没有被刑法明文规定为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其定罪功能是通过对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等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体现出来的。除了"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这个法定量刑情节以外,恶势力在量刑中的作用主要是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发挥出来的。恶势力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其适用对象应限定为恶势力组织的纠集者,同时应避免重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