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工院校学生教育工作刍议

本文就技工院校学生教育工作进行探讨,提出以下观点:学会欣赏学生,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重塑他们的自信心;注意对孩子的关爱方式,"因生施爱",充满艺术性的心灵沟通;发掘家校合作教育的合力,充分发挥家庭和学校各自独特的教育功能;民主公开透明地制定和利用科学的班级管理制度;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与学生共同成长,会发现教育工作也可以充满乐趣.     

战后日本刑法学的发展谱系及其课题

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定的强调保障国民主权的新宪法,成为构建其战后刑法学的原点。战后刑法学出现了主观主义退潮、基于后期旧派而吸纳某些新派主张的见解有力化、立足于前期旧派自由主义的思考方式强势化等动向,而马克思主义刑法学打破禁忌拥有一席之地,也成为战后日本刑法学中的一道风景。在犯罪论领域,团藤说和平野说的全面对抗成为战后数十年间的基本旋律,人格责任论和机能主义刑法观各领风骚。同时,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之争也替代新旧两派的"学派之争"而占据了主要战场。对新型犯罪的应对、对处罚的早期化和重罚化等立法现象的态度,都考验着刑法学者的立场和智慧。各理论之间从对立走向扬弃与融合,从纯粹的理论对抗转化为如何对于具体的立法现象或者司法实务予以说明,是当代日本刑法学的大势,也是学说史研究留给我们的启示。     

论俄罗斯刑法的犯罪本质之争及中国反思

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社会危害性源自苏俄刑法,而俄文的相应术语始终是"社会危险性",即"общественнаяопасность"。自从20世纪50年代该术语传入中国以后,我们按照汉语的语言习惯,普遍地理解成为"社会危害性",但这两个术语具有不同的刑法意义,何者描述犯罪的本质更为准确,在苏俄刑法中曾存在争议。前者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立法层面上,始终居于主流,其作为对犯罪本质的描述包含主观因素,更注重描述未来的动态;后者主要强调行为的客观损害,而不包含主观因素。据此应对我国的社会危害性理论进行反思:必须甄别和区分犯罪的社会危险性即犯罪本质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客观侵害的不同;作为犯罪本质的社会危害性不能成为犯罪构成要件;社会危害性应当是犯罪客观、主观要件的有机体而非简单的总和;社会危害性理论应当进行中国化改造。这既尊重了历史客观事实,也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危害性理论乃至犯罪构成体系。     

顺治年间浙江嘉兴一带士人的生存方式

嘉兴北靠苏、松,与浙东有带水之隔,顺治年间这一带士风严正而不失宽厚。当时在士风中起引领作用的陈确、张履祥等都以治生为立身之前提。艰苦的外部环境不仅没有使他们自暴自弃,反而使他们在反己自修方面提出了更加坚定的要求。他们尚且相信"圣王再作"的可能,所以他们一方面"修身以俟之",另一方面通过破除邪说、绍述先进以及培养后学使先王之道得到守护。     

经济发展视野中的市民刑法

以市民社会为依托的市民刑法具有保障社会个体生存基础、加强对私人权利保护、秉承司法形式理性以及严惩公共领域职务犯罪的精神追求；亦应具有明晰产权、降低权属确认成本、公开信息、缩减搜寻成本、强化协调以及节约维权成本的经济价值.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刑法应当向以保护所有权为核心、以保障交易安全为内容、以严惩政治腐败为手段以及以信息充分公开为目标的市民刑法进行变革.     

风险社会下食品安全的体系刑法观--以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改为线索

以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改为线索，依托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单纯地加重法定刑并不是应对风险社会中食品安全问题的充分命题。只有在体系的观念下对其进行反思，才能应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现代化挑战。     

群体性事件的刑法因应

群体性事件的范畴在理论上尚无定论，对于群体性事件应当根据行为实施的逻辑顺序加以界定。群体性事件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对于群体性事件，刑法必须作出抉择，但不能一律用刑法加以处置。应当在明确群体性事件刑法适用原则的基础上，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为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提供可选择的应对策略，保障社会稳定，推动法治化建设。     

论清代蒙古族作家松筠的咏藏诗

作为清代治边名臣的松筠,他的咏藏诗可以说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独特的风格。作品对其治边经历和藏区历史、风情文化进行了真实的描述,成为可贵的历史资料,同时作为政治家的松筠所进行的诗歌创作,也表达了他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治边思想。在这种治边思想的指引下,他在西藏的治边事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西藏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安定繁荣的局面,这正是民族文化交流之花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社区矫正的制度化及其展望

2011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自2011年5月1日起实施。本次刑法修正案范围之广、内容之多、力度之大,均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修正案在刑罚结构调整、刑罚执行制度完善、死刑适用限制和民生权益保障等问题上,充分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使刑法规范的科学性、合理性明显提高,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鉴于此,本刊特邀请九位刑法学者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内容进行全面地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