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组织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中的运行机理探析

劳动关系作为最基本、最重要、最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一,与劳动者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党和政府始终高度关注维护和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不仅需要在政府部门、工会、劳动者、用人单位积极参与下协商协调,更需要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将劳动关系传统的三方协商关系演进为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四方关系,更好地为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贡献力量。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组织化实践

不同于既有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中的宏观制度主义视角,也区别于单一组织微观实践路径的研究取向,文章基于粤南沙镇的实地调研经验,总结提炼出“半正式组织”这一新型实践类型,有助于弥合既有研究中的宏观与微观鸿沟。“半正式组织”是对现代组织“正式与非正式”二元对立框架的尝试性超越,在组织结构、成员关系、资源链接方式等方面均呈现新特征,其形成机制可概括为党建引领、组织挂靠与领袖吸纳。“半正式组织”的实践功效表现为助推农民工在流入地提升经济机会,增强政治参与,链接公共服务,扩展群体社会交往,因而成为现阶段有限制度供给和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不均衡情境下,实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路径。     

“深度伪造”的扩张化刑事治理风险及其限度

"深度伪造"是生成对抗神经网络(GANs)对视听数据进行相应比例的交互,自我对抗、自我优化的智能技术。其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制造、传播虚假信息。"深度伪造"在虚假信息的类型认定、算法传播的次数规定、主观明知的情形界定、GANs抓取视听数据的行为定性四个方面存在扩张化刑事治理风险。为限制此类风险的扩张,司法者应当以法益关联性区分看待"深度伪造"的违法犯罪信息,去除算法的自动化传播次数,将"深度伪造"的主观明知情形限定为直接故意,并对GANs自动抓取非身份认证信息数据的行为作无罪化处理,以契合"深度伪造"刑法规制的限制性理念和一体化规制模式。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困境分析与出路探究

网络暴力行为因具有群体性、煽动性、欺凌性等特征而与传统暴力行为有着根本的不同,且会带来相对更大的人身财产危害。为了有效遏制网络暴力现象,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国家网信办在2019年12月颁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中,强调对网络暴力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虽然刑法中有侮辱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寻衅滋事罪等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因是以传统暴力行为方式为规制对象而与网络暴力的行为特征并不兼容,在实践中难以用来对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为有效治理网络暴力现象和实现对网络犯罪治理的"科学立法",应将网络暴力现象纳入相关法律治理体系中予以立体化的现代化治理,包括在刑法上将那些难以归入现有犯罪规定中的网络暴力行为,增设为网络暴力罪,以解决对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的刑事违法性问题。     

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性质——兼谈中国古代无民法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习惯说法并不妥当,它意味着诸法都有,没有分开而已;民法之说则似是而非,模糊了民法与刑法的区别,也模糊了古今与中西法律的基本区别.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作为维护家天下统治秩序的工具,核心是一个"刑"字,是泛化的刑罚.它无所谓民事与刑事的区分,只有事之大小、刑之轻重,故与民法无关,也不等同于刑法,勉强可视为一种片面的刑法.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无从产生民法,民间社会关系与纠纷概由律及礼、俗调节.     

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周公、召公在武王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武王逝世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行政当国,召公任太保,为周公的助手。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教导成康艰苦创业”,为周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促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兴盛局面。实际上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孔子所赞颂的“周召之治”、“周召之业”和“周召之迹”。     

论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及黄老学渊源

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其“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德智不足的弊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干,君主则在臣民之具体作为中保持“无为”姿态。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老那里,韩非子将黄老立足“天—地—人”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因情而治”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以佐助强力统治。     

协作与博弈：明代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

明统治者在土司区治理中实行了土流共治的管理体制。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与土司间的土流政区互辖关系,二是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土司衙门内部的土流官员并设关系,三是土司身兼土官职衔和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职衔的土流兼职关系。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呈现出既协作施政又彼此博弈的特点。一方面,土流虽有主从之别,但二者各司其职,协作施政;另一方面,因土流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二者又存在着纷争和博弈。     

论清华简与先秦时期的命论

清华简《命训》的命论与殷商以来的天命思想以及西周以德配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与先秦儒家命论也有相似之处,但《命训》的命论最终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这与儒家命论有根本差别.《心是谓中》的命论与前诸子时期"命定义"之"命"有相似之处,与儒家命论也是类似的,但其"身命"并不涉及道德观念,而儒家注重的就是道德观念.墨家的"非命"论否定了《命训》和《心是谓中》中的"大命"和"天命",而肯定了"小命"和"身命".《治邦之道》否定了关于治国方面的命定论,是对西周末年以来质疑神权政治思想的直接继承,这与孔孟的命论有所距离,而与荀子思想有相似之处,与墨家的"非命"论和黄老学、 法家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庄子的顺命观则与三者均不同.这三篇文献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人可以改变命,体现了战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