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从会宁府的历史变迁看金的汉化过程

金上京会宁府位于今黑龙江省阿城县,是女真族所建的金国前期首都。会宁府的变迁,是金代前期历史的一个缩影。上京的兴废,与女真族改变旧俗、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在吸收先进文化的同时,如何保留本民族的特质,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一道难以破解的历史课题。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多元共治模式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多参数影响的演化博弈视角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多元共治模式需要政府部门积极引导社会相关主体参与治理过程,若政府部门对协会与公众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条件认识不清,易导致片面追求二者的高参与度水平,难以实现多元共治模式的最大效用。本文考虑协会参与度、权力空间以及公众参与度、举报公正程度四个影响参数,运用博弈理论分析政府部门与互联网信息服务企业在治理过程中的行为策略演化过程,通过分析参数变动对系统稳定性的影响,探究有效发挥多元共治模式作用的条件。研究表明提高协会权利空间及公众举报公正程度有助于多元共治模式作用的发挥;公众举报存在失真情况时,政府自身监管能力的大小决定公众参与对治理效果的影响。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适用的调整和重构

司法解释有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个人信息的定义应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保持一致。合法获取但非法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亦应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故意犯罪且相关行为应具有法益侵害具体结果。获得公民知情同意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民知情同意"的效力应当以《个人信息保护法》赋予公民最后一次行使同意权的效力为基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应为与公民人格、财产权紧密关联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应根据个人信息对公民个人利益影响的紧密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两个方面综合考量。司法解释应采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分类方式,将个人信息区分为敏感个人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两种,并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再犯情形的构罪标准进行修改。     

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策略研究——基于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分析

多元共治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前提和基础。福克斯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与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不仅具有较高的契合性,而且对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视角来看,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仍存在公共能量场发育不完全、话语形式选择偏差和话语的正当性不足等问题。因此,借鉴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推动并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可以从通过赋权赋能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的公共能量场、根据政策情境选择好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的话语形式、在互信的基础上坚守话语的正当性等方面进行推进。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论魏徵的史学思想

唐代杰出的政治家魏徵也是优秀的历史学家。魏徵史学思想的核心是：一、重人事、轻天命的进步史观;二、取鉴致治的历史意识;三、通鉴反思的治史方法。魏徵所重的人事既包括帝王将相,也包括人民群众。如何取鉴、取鉴什么以求致治,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魏征以史为鉴,不囿一时一事,不主一尊一经,纵贯古今,旁通各派,具有鲜明的通鉴反思的特点     

论新《刑法》的立法精神

应用比较法学理论,论述了新《刑法》的两大突出成就即“刑法三项基本原则”和“单位犯罪”的规定,指出新《刑法》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保护社会功能和保障人权功能并重。把握其立法精神是实施新《刑法》的关键。     

《行政处罚法》与依法治理城市环境

《行政处罚法》规范了环境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使破坏、污染城市环境者受到制裁,有利于提高市民的法律意识和环境意识。环境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包括,法定原则、公开、公正原则、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原则等。要坚持依法治市,实现城市环境综合治理的规范化、法制化和科学化．     

曾国藩十二策治人治国金典

曾国藩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政治上有争议的人物，但是，曾国藩的人品，人格，远见卓识，治国之策，治军之术，治人手段却被公认为指导做人的智慧金典。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我刊将从本期连续《曾国藩十二策治人治国金典》，敬请关注。     

论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方面

我国现行刑法第38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了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此后，司法解释和刑事立法对该罪的规定又几经变化，由于立法对客观方面规定得不够科学、明确，司法解释又没有准确解释出立法之内涵，使得人们对这一危害行为在认识和处理上存在一定分歧。要准确认定该罪，有必要对其客观方面进行理论探讨。本文拟就挪用公款罪客观表现中的有关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