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环境法与经济法的不同

环境法与经济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律部门,各自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环境法与经济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调整目的、指导思想四个方面存在显著不同。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是环境社会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调制关系;调整方法的最大不同在于环境法调整方法所体现出的"生态性"以及经济法调整方法所体现的"包容性";环境法追求的是与环境相关的环境安全与环境正义,而经济法追求的是与国家整体经济利益相关的经济安全和经济正义;环境法的指导思想是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指导思想是均衡发展。     

比例原则的中国宪法规范基础新论——以宪法第33条为中心

要实现比例原则的司法适用,需首先为其在宪法文本中找到规范基础。比例原则的本质应是"公民与国家之间权利义务的对称性",由此提出并论证以中国宪法第33条为比例原则的规范基础。法院可在判决中,通过该条款进行合宪性法律解释,为运用比例原则说明理由。以此为起点,比例原则的司法适用还有待于推动进一步的宪政改革,明确比例原则的司法技术定位,以及案例指导制度、司法解释制度的跟进。     

“消极修辞”之内涵新解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两大分野值得肯定,但他界定的“修辞”内涵必须重新解读。为此,重新探讨了消极修辞的定义、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目的,提出消极修辞指没有相对固定格式的句式语词选择创造之艺术。具体有两个研究对象：其一是旨在适切语境、语体、语流的语境性措辞选择创造,其二是旨在达雅的文本内部措辞选择创造。其研究目的在于让受众能够切实把握该艺术,提高选择创造句式语词的能力,提高语言表现力。     

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技工学校的教学目的,归根到底在于培养学生的两大能力:一是学生的实操动手能力;二是学生的思维能力。学生毕业后,要融入社会,参加经济建设,必须有过硬的操作技能。同时,学生刚刚步入社会,会遇到很多在学校不曾遇到的社会问题。这就需要学生去思考、分析和     

艺术类学生公选课现状及措施研究 ——以北京某高校艺术类学生公选课程为例

随着我国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时代对高素质综合人才的要求,高校的公共选修课(以下称:公选课)已备受关注,它已成为目前我国高校课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教学计划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那么,对于政治思想意识淡薄、学习动力不足、目标不明确、基础课水平较差的艺术类大学生群体来说,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公选课的选课以及教学工作,实现公选课程的开设及教学目的,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将从高校公选课的开课目的、建设现状及选课现状出发,结合表演学部目前公选课工作开展过程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探讨搞好艺术类学生公选课工作的措施和方法,目的在于为艺术类学生公选课的课程改革及教学改革提供现实依据.     

民主教育与民主社会公民的塑造——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当代诠释

杜威并非教育无目的论者,而是主张教育目的应该内隐于教育环境、教育方法和课程设置之中.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实施民主教育塑造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民主教育的主要特点是: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在教育过程中施行沟通教育和个性化教育.     

关于三角刑法修正案的展望

在刑事法治之下,刑法修正是通过对刑法典原有罪刑规范的增减而直接更新其条文的立法活动.三角刑法修正案中的犯罪、刑罚与量刑三种不同要素以及它们之闻的互动,不仅构成了刑法修正案的内容,而且支持了刑法修正案的制定,并保障了刑法修正案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鉴于我国刑法修正案中长期以来只重视"犯罪"一角的修正,而忽略"刑罚"和"量刑"之角的结构性偏失与功能性障碍,三角刑法修正案应成为我国未来刑法修正中的模式选择.     

如何优化政治课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教师在一定的认识论指导下,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教学目的和任务所采取的途径、手段和方式,以及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的思考过程和思维方式。它在学生获取知识、培     

甘肃省居民生育意愿与生育目的的调查研究

文章利用2007年调查数据,分析研究了甘肃省居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目的。调查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甘肃省居民的意愿生育数量不断减少,已经略低于更替生育水平,男孩偏好的意愿生育性别倾向仍然广泛存在,期望生育一儿一女是大部分甘肃居民最为普遍的愿望,意愿妇女初育年龄不断推迟．生育目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养老送终、传宗接代仍是目前最重要的生育目的。     

遏制犯罪低龄化的新途径--恶意补足年龄原则的引入

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采用生理年龄为唯一标准,而未兼顾犯罪人的实际心理年龄,失于绝对,造成了我国法律难以应对十四周岁以下、心智早熟的低龄犯罪人。在未成年犯罪日益低龄化、暴力化的当下,这一制度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现实需要,应当继续改革。域外"恶意补足年龄原则"兼采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作为衡量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有其合理性,将其引入,或可弥补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不足,提高新时期我国应对犯罪低龄化现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