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杨柳枝词》其四主旨辨正

白居易《杨柳枝词》八首其四曰:“红板江桥青酒旗,馆娃宫暖日斜时。可怜雨歇东风定,万树千条各自垂。”关于此诗主旨,刘永济先生《唐人绝句精华》曰:“以红板桥比卑微者,馆娃宫比尊贵者。末二句见盛时一过,则同样无聊,故皆可怜也。于此知白居易盖有庄子‘齐物’之思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8页)其说似可商榷。孤立地看,“馆娃宫比尊贵者”倒也合乎逻辑;但与“红板桥比卑微者”并提,便说不过去了。“红板桥”是交通设施,不是人的居所,怎么好用来“比卑微者”?倘若诗人真有意于“比卑微者”,何不选用“三家村”之类来与“馆娃宫”…     

清初京师汉官的生活空间和关系网络——以陈名夏和刘正宗为个案

旗人入关后,在北京城实行旗汉分居,令汉族官员居住在外城。在外城特定的生活空间里,清初汉官在日常交往活动中,形成了多元互动的"关系网络"。这种网络对汉官及政局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陈名夏和刘正宗为中心的两个交往群体即在此环境形成。两个交往群体都明显利用了地缘关系资源,在外城圈定了各自地理位置和空间意义上的权力范围。各自政治利益集团与外城日常交往对象基本一致。     

不一样的“精神胜利法”——刘高兴与阿Q精神之比较

刘高兴是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的主人公,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生活在自己的精神胜利法下,这显示了百年中国农民生存境况的可衷可叹与艰难不易。然而,相形之下,刘高兴的精神胜利法在表象上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类似,实质却判然有别。不同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刘高兴的精神胜利法主要是一种正能量,是一种积极可贵的人格精神,不仅表现了历经百年中国农民精神的升腾,反而凸显现实社会的迟滞与不公。造成刘高兴和阿Q精神胜利法相异的原因,除了时代的不同,还有叙述立场和方法的差异．这显示了百年文学史上不同时代作家对待农民阶层的不同态度。这样,《高兴》和《阿Q正传》便以不同的姿态在百年时间搭成的桥的两头对映,在互文中传达着丰富的意味。     

刘蕺山的慎独论

慎独论是刘蕺山学术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也是他一生自始至终坚持不懈的工夫理论。他在改造和重新解释历史上的慎独观的基础上,把独体提到本体论的高度,使慎独发展成为一种具有理论体系的学说系统。本文从慎独与敬诚、慎独与心性、慎独与诚意、慎独与静存动察、慎独与格物五个方面分析了其慎独论的理论体系。     

陈寅恪、吴宓与刘永济交往诗钩沉

陈寅恪与吴宓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陈、吴二人的诗作 ,反映了他们人生哲学、文化观念、思想感情。武汉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刘永济的诗、词遗作中 ,留存了一批与陈、吴交往的作品 ,这对于深入认识陈、吴的诗作有重要意义。此文首次对这些交往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爬梳与考订。     

刘南宅与《聊斋志异》——由蒲松龄刘南宅坐馆传说谈起

沂水县流传的有关刘南宅与《聊斋志异》的传说,存在"社会传说"与刘氏"家族传说"两种版本:民间传说蒲松龄曾在当地望族刘南宅坐馆,并作讽刺文《三朝元老》;刘氏后裔虽则提出这是对刘家的攻讦和污蔑,但家族内部流传某位先祖曾与蒲松龄有过短暂交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实际上,社会传说与当地民众以刘南宅为中心构建地方历史记忆的思维惯性有关,是传统文化语境下的杜撰。刘氏家族传说则说明士人互动乃是蒲松龄文学活动中相当重要的源泉之一。刘氏"家族神话"与《聊斋志异》的历史渊源反映出明清之际的时代文化影痕:伴随佛道信仰世俗化,佛教和道教在民间影响不断扩大,谈异文化逐渐渗入了士人家庭生活和文学创作。     

论刘天华的艺术成就

一代宗师、二胡鼻祖的刘天华,是我国近代作曲家、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他是我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一生为国乐改进的理想而奋斗不息,用二胡谱写着国乐创新的新篇章。     

万古恩同万古流——论"七门三堰"及"三堰余泽"

"七门三堰"是安徽舒城境内古老的水利工程。通过对"七门三堰"的始建者、两千年来的主要疏浚扩建者以及管理上的革新者等的考证与抉微,揭示"七门三堰"对后世吏治的启迪和警示意义。"七门三堰"及"三堰余泽"成为造福于地方的历史丰碑。     

刘呐鸥与日本新感学派

刘呐鸥是中国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他最先从日本引进新感觉派,其小说创作有与日本新感觉派相同的特征,如表现悲观、虚无、寂寞的世纪末情绪;崇尚主观、表现自我、尊重感觉生活;表现现代都市机械化生活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但刘呐鸥的小说缺乏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象征性、乡土气息和诗化色彩。     

南朝刘宋遣使救灾述论

频发的自然灾害促成了刘宋遣使救灾措施的不断实施。救灾使臣在参与地方灾害的救助过程中,将朝廷的安抚、赈恤与监察等几个环节连接起来,成为在灾害情况下联系国家和地方的纽带,体现了封建国家在救灾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遣使救灾作为刘宋一种积极有效的救灾机制,对刘宋灾后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影响。